《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赵、韩、魏三家瓜分智家的田土，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怀揣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令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释放豫让。豫让用漆涂身，弄成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为他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崐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进行搜索，捕获豫让，于是杀死他。
豫让是司马迁笔下五大刺客之一，在《史记》中关于豫让的记载更为出彩，把豫让写成义薄云天、忍辱负重、有始有终的忠义之士，太史公更是记录了豫让的两句名言，回荡千年：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但是在《资治通鉴》的笔墨中，司马光在参考《史记·豫让传》的基础上，比较客观地写出一个刺客的使命感和执着心，同样写出了豫让的匹夫之勇乃至愚笨迷茫。
首先，作为国士的豫让，在智伯索土无度、攻伐肆虐的时候，似乎只是冷眼旁观。史书没有记录豫让有任何进谏、忠告智伯的行为。而在智伯一败涂地之后，才勇敢地牺牲自己，同时也造就千古佳话。这不是一位“国士”应有的作为，更像是一名“死士”的自我救赎。
其次，作为刺客的豫让，似乎空有一腔忠义之心，缺乏应有的刺杀技能和办法。在司马迁记录的五大刺客中，曹沫手剑劫齐桓、专诸刺王僚、聂政杀侠累、荆轲匕首现秦王，无疑不是造成一定影响的。而豫让则是唯一没有真正出手行刺的，两次都是动手前就被拿下，搏斗的场面都没有。显然，豫让在刺客的业务能力上是不合格的。
第三，在整个预谋刺杀和最终被杀的过程中，我们更感觉像是在追求自我的升华。他所制定的行刺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於市。），真正有可能成功的计划他又不愿意采纳（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
最后，在司马迁的笔下，豫让在临死的时候，甚至还在追求一种形式主义的仪式感。他恳求赵襄子：“将你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刺穿；这样，我即使是死了，也不会有遗憾。”赵襄子答应这样的要求，豫让拔剑，连刺了衣服三次，然后就自杀了。
诚然，豫让作为一名忠肝义胆的刺客，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值得尊敬和纪念。但通过上述分析和探讨，我们似乎更应为豫让扼腕叹息。
明代方孝孺专门点评豫让：
“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
笔者以为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