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庞大的新书每天扑面而来，各种形式的宣传推销信息随之倾盆泼下，找排行榜最前列的来一读，却不止一次有被忽悠的感觉。于是，就觉得不如回头看古书，到底还是它们不让我失望，经得住反复的品玩。”
这是王先霈先生的感慨，这位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读了一辈子书、研究了半辈子“关于书的书”，到头来却“更愿意读古书，而对于名噪一时的新书，则抱有警觉的存疑之心”。
王先霈先生。
什么样的古书“经得住反复的品玩”呢？新出的《王先霈文集》里约有十篇文章是在谈《左传》，这是近年来王先生的读书心得。他读的是《左传》，比较的是《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联系到马克思、恩格斯，感悟的是伦理困境、政治哲学和叙事艺术。
《春秋左传杜注》书影。清代姚培谦以晋杜预经传集解为主而引摘群书，采集各评而成。此为清乾隆十一年吴郡陆氏小郁林刊本，手书上版，字体隽秀。此为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
“人尽夫也”事件与伦理困境
郑国执政大臣祭仲专权，君主郑厉公密令祭仲的女婿雍纠谋杀祭仲。雍纠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雍姬，雍姬回娘家找母亲商量，问道：“父与夫孰亲？”母亲回答：“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母女把事情告知了祭仲，祭仲抢先动手杀死雍纠，郑厉公逃往蔡国。
王先霈引用希罗多德《历史》第三卷第节：波斯国王大流士逮捕了音塔普列涅斯全家男性，音氏的妻子每天到王宫门前哭泣。大流士说可以赦免其中一个人，要她选择，她选择了弟弟。国王问，为什么放弃儿子和丈夫呢？她回答说：“如果上天垂怜的话，我可以有另一个丈夫，而假如我失掉子女的话，我能够有另一些子女。可是我的父母都死去了，因此我绝不能够再有一个兄弟了。”
这就是麦金泰尔在《道德困境》中指出的伦理困境之一：人被分派一个以上的社会角色，有时履行这一角色的责任可能阻止他履行另一个角色的责任。
雍姬的伦理困境是，父亲、丈夫生死搏斗，她选择哪一边？
音氏妻子的困境是：母亲、妻子和姐姐三种身份，何者优先？
王先霈还联系到当代作品《苏菲的抉择》。苏菲的困境是：面对纳粹，救哪个孩子，或者说，让哪个孩子去死？
在古典时代，贵族女性的丈夫可以再次选择、多次选择，娘家则是她们真正的靠山，有事时必然选择娘家，这是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结构在文化上的投射。“人尽夫也”四个字惊世骇俗，后世一些文人无法直面，暗暗将其衍生为“人尽可夫”，赋予色情含义，鞭挞雍姬母女；著名学者段玉裁考据一番，认为书印错了，“夫”字应为“天”字；还有一些腐儒设身处地，居然建议雍姬向君主自首后自尽。总之，这是封建社会晚期思想极度僵化的结果，他们把君权看得比天还大，已经无法想象老祖宗曾经那么生猛，敢于反抗君主，敢于换掉丈夫。
而在王先霈看来，《左传》里记载的伦理困境甚多，展示了一些人物在重大关头遭遇的伦理困境，展示了主人公在困境中最终做出的出乎很多人意料的选择，揭示或暗示了这些选择对他们本人及其所属的群体、国家命运和对后世的影响，这些记述，对于常被多元伦理所困扰的现代人类，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和警戒作用。
“太子悲叹”事件与政治哲学
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构陷太子申生。申生既不辩解也不反抗，又不逃亡，自杀了结。楚成王要废太子商臣。商臣与谋士潘崇商量：能服从吗？不能。能逃亡吗？不能。“能行大事乎？”“能”。于是商臣起兵逼死成王，登上王位。这里还发生了著名的“熊掌难熟”典故，楚成王要求死前吃点好的，于是点了熊掌，想拖延时间，商臣说“熊掌难熟”，不给老爹时间。
唐高宗的太子李弘读《左传》，读到这一段，扔下书叹息，“此事臣子所不忍闻，经籍圣人垂训，何故书此！”老师告诉他，写这段历史的用意是“使商臣之恶显于千载”。这回答不能说服李弘，他坚持要求放弃读《左传》。
李弘是敏感的，他准确理解了《左传》叙事的内涵倾向：忠臣孝子结局悲惨，而敢于打破单向伦理规范、反抗昏君劣父的政治人物倒可能成就一番功业。这与儒家的谆谆教导相去太远了，他难以接受。可怜这李弘，宅心仁厚，23岁就死了。
美国学者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把修昔底德列在第一章。修昔底德唯一的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书中所记述谈论的，“是我们自己也同样关心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问题”。
王先霈写道：《左传》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的形成和其后发展方向的影响，比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毫不逊色，甚至更为巨大和深刻。《左传》作者不像司马迁那样直接站出来宣说自己的观点，而是让读者听到、感受到当时彼此相异甚至彼此冲突的理念，它提供的不是独白，而是若干政治哲学喧哗的众声。“在它极富文学写实性的叙事中，读者看到不同政治哲学理念支配下不同政治行为各自造成的后果和遭遇的命运。”
历来的各种论者对申生并没有颂扬；商臣即位为楚穆王之后，平定叛乱，扩张领土，使楚国由弱转强，为他的儿子楚庄王称霸打下坚实基础。申生与商臣的不同理念、抉择和命运，乃至千年后唐朝太子李弘的悲叹，共同构成了一种“复调”，促使人努力要穿透历史的迷雾，看到真正的规律。
王先霈联系到两千年后被奉为现代政治哲学开创者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说，“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怎样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黑格尔则说：“世界历史在一个比道德更高的水平上活动，……用道德要求的观点来反对世界历史的行为和代表，无疑是不合适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说，马基雅维里“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
王先霈认为，《左传》叙事导向这样一个逻辑：对于政治人物，不能离开政治而孤立地谈道德，在国家政治大局的大背景下才能看清楚怎样才是大善和大恶。
“赵盾董狐”事件与历史真实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正气歌》里的句子，史官董狐由此进入历史。可是王先霈说：“董狐被奉为历史家的祖师，并不是历史叙事的幸事。”
何出此言？《春秋》有记载：“秋七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要是只有《春秋》看，后人只能认为是赵盾本人或者他所指派的刺客杀死了夷皋；而根据《左传》，晋灵公夷皋暴虐，赵盾谏劝，晋灵公一再阴谋杀害赵盾而未遂，赵盾被迫出逃，最后是赵穿杀了夷皋。
这么复杂的事情，史官董狐就写了一句“赵盾弑其君”，还拿到朝廷上给大家看。赵盾说：不是这样的。董狐回答：你是正卿，逃亡但是没有越境，回来后你又不讨贼，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
在这里，董狐就像个法官，他认为赵盾是谋杀的受益者，要么指使、要么纵容了谋杀，于是就直接写了“赵盾弑其君”。这位史官把自己对事件的阐释直接当作事件本身来记载。
王先霈认为，董狐得到肯定、受到尊敬，表现了人们对历史书写不受权力左右的愿望；但是，叙述者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必须把事件本身与叙事者的阐释、评论区分开；否则就会抹杀事件真相与阐释之间的界限，历史叙事者可以径直以自己的政治和伦理立场改变事件的本来面目，这样的史书就难免会造成后世的混乱。
《春秋》和孔子支持董狐的做法，把教化作用放在真实之上；《左传》不露声色地纠正了《春秋》叙事的若干错谬失实，它的做法就是提供事实，提供多个角度叙述的事实，有时也提供两种以上不同的对于事实的“意见”。王先霈说：“《左传》取材有多个来源，反映了多重视角，考察了对事实的多种说法，甚至也反映了对事件的不同评价。这是比《春秋》更好的实录。”
他引用恩格斯在《致布洛赫》信中说，历史“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构成合力，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
“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说。综合多种记载，细密考察，详尽分析，对比、推论和核查，构成一种‘合力’，求得逼近真相，那是更好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
王先霈再次以《左传》与希罗多德《历史》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比，认为这方面甚为相似。“中外历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各自形成了搜集、甄别、考核史料的方法，中外文学各自形成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创造艺术真实的方法，用不同的方式把实录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
《左传》与希腊悲剧及其他
王先霈如此评价《左传》：“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国学经典，还是一部十分有趣的故事书。古代不少读书人患有‘左癖’，爱读《左传》爱得入了迷。……西方汉学的宗师高本汉也是一位‘左迷’，他给学生讲汉语史课程，用的入门教材是《左传》。高本汉的爱好传给了他的学生马悦然，马悦然进入老年之后，遗憾地说，自己一辈子精力太分散，如果上帝再给他一次生命，他就全都用在《左传》的翻译和诠释上面，把这部有趣又有益的好书介绍给欧美的读书人。”
这里所介绍的，只是王先霈读《左传》的一部分心得；事实上，关于《左传》与希腊悲剧，关于《左传》中的女性与希腊罗马时代的女性，王先生还有不少精彩论述。这些内容，明明写的是学术，读来却是人生。
而关于《左传》，又只是8卷《王先霈文集》余万字中的一小部分。
半个世纪以来，王先生研究不辍。他的《文学评论教程》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教材，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领域具有开创意义；他也是国内较早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文艺心理学理论的学者之一。
如果对文艺理论学术批评不感兴趣，那么《文集》中的叙事内容也很有意思，比如《大转折时期一次学术旅行》《文坛纷争与文人心态》，有一点八卦，有一点好玩，更多的是记录了学术界与文坛的风云流变。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