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风的再度兴起，也再次将孔子推到风口浪尖，从孔子家族、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都在被世人批判，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孔府家族史的误解
在《华夏春秋》《中国青年报》等一些媒体、期刊上都刊登过孔子的家族史，其中围绕的主题便是“孔氏四世出妻”，从父亲叔梁纥、孔子、孔鲤和子思皆没有逃过休妻的命运。可这一文章，细读起来不禁让人哑然失笑，实乃歪解、故意博人眼球。
祭祀须由身体健全之人主持，叔梁纥正室的孩子身体残缺，自然是无法胜任，所以当时还是豆蔻年华的颜征成了古稀之年的叔梁纥的外室，颜氏和孔子因正室的阻拦一直到叔梁纥去世也没有进门。所以野史将其称之为“野合”，既然不是夫妻名义，自然也谈不上“被休”一说。
亓官氏与孔子属于政治联姻，其子便是孔鲤，亓官氏先孔子七年去世。根据《礼记》《仪礼》的描述，孔鲤在母亲去世一周年后，还在哭哭啼啼，因此受到父亲孔子的斥责。“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也就是说孔鲤能在母亲去世一年后还能哭灵，可见亓官氏并未遭到孔子的休弃。
子思为孔鲤的遗腹子，孔鲤去世之后，妻子怀着身孕重新回到娘家。待子思母亲去世之后，子思又将亡灵迎入孔家祠堂，尸身葬入孔家祖坟。若是休弃之人，亡灵又怎么能够入夫家祖坟？所以休弃一说，纯属无稽之谈。
《礼记》之中记载，子思的儿子名唤子上，其母去世之后却未有隆重的祭奠仪式，就单单是这一说，便判定了子上的母亲不得宠爱，已被休弃。可子上的母亲并非正室，自然死后的哀荣也不能配备上正室的规格，否则与理不合。可世人却以子上的身份判定了母亲为正室，这才误以为子思的原配妻子遭到休弃，实属不该。
孔子政治思想的误解
孔子的儒学一直到汉朝才受到重用，可此时的儒家学术已经被政治化。孔子在周游六国打出的旗帜是“三纲八目”，无一不是以民众为出发点。可董仲舒的一套“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成为上级统治下级的工具，原先“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也变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套封建理论，成为千百年来王朝统治百姓最强有力的工具。
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的出现，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满嘴仁义道德的“儒生”，满脑子的封建思想，一张口便是之乎者也，皆是些纸上谈兵之人，遇上棘手的朝政却是低头不语。这样的人已经被儒学绑架，孔子最初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变成一纸空谈。
文天祥曾发出的“理学误国”直接印证了晚清的朝廷，五四运动开始否定千年来传承的儒学，文革时期更是将其一网打尽，千百年的精神文化似乎要彻底消失。
孔子教育思想的误解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一句话被过多人解读为“读死书”，可最初的教育家的本意莫非真是这样？
《礼记》中孔子提出“治人七情”即学会调控自己的情绪，“修十义”即自身道行应有君子举动，《雍也》提出君子应有博大的学识底蕴……所以孔子的本意还是在强调君子的行为，同时以君子的学识辅助。
“仁义礼”这是孔子在多本著作之中提到的标准，孔子希望学生能够以此为标准，孔子认为人一旦离开德和仁，哪怕身上学问再多，也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人格的自我完善，应该有自省、自责、自律的品质。
可在众多学者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解读中，却把一些德商如“仁、礼”划分到情商的阵营，实属不该。显然一些学者的误解，其实是抹杀了孔子给情商和德商划分的界限，如此一来必然会影响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后世的传播。
孔子的出发点并非是“凿壁偷光、悬梁刺股”，而是先着力在人格上，培养一个完美的人格远比丰富的学识更为重要。
英国著名教授汤因比提出观点，21世纪是中国人的天下，孔孟之道便是带领着人们走出苦难的精神指引。可见儒学虽然经历了兴盛，又有过低谷，可时至今日，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依然是不言而喻，儒学的存在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