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理学上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哲学上也有一个与之相类似的观点叫做“物质不灭”。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物质存在具有的无限、永恒、绝对的性质。当然物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永续的运动变化状态，但绝不会凭空消亡。事实上人类的历史演进又何尝不遵循这样的规律呢？
历史并不是一个个孤立事件的简单组合，而是一条永续发展的长河。历史上发生的任何即使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一点一滴汇聚才创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却彼此互相影响着，从而造就了不断向前递进的历史进程。今天我们打开燃气灶生火做饭时不会想到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生火做饭这种方式的人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何等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
这些看似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无关的点点滴滴细节实际上恰恰是汇聚塑造我们今天所身处这个世界的根源。历史的永续运动是遵循一定逻辑的。中国古人一般将这种逻辑称之为天命或天道，用现代唯物主义的观念来说这是历史发展所遵循的客观规律。正因为历史是处于永恒发展的状态，所以朝代和生物一样是有寿命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而朝代也同样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命运。
王朝政治说到底是由人来维持运转的，而自然规律决定了人力终究是有极限的，因此王朝的肌体也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渐老化。在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嬴政开创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以来历朝历代寿命长者两三百年，寿命短者数十年乃至数年皆有，这还不算那些占山为王的草头天子。人活在世上难免会遇到各种疾病和意外，而一个朝代在维持一定时间后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积弊。
在王朝专制政体下皇权是不受制约的，所以皇权可以肆无忌惮去侵犯压榨臣民的利益，然而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许在王朝诞生之初开国之君还记得开基创业的艰辛，所以还能尽可能避免过分压迫民众，然而王朝后期长于深宫之中的君主不知民间疾苦，于是各种盘剥压榨日甚一日，直到最终再也忍无可忍的百姓们不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曾提出：中国历史的循环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兴亡周期律。那么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特色产物吗？英国历史上有过维塞克斯、诺曼、金雀花、约克、兰开斯特、都铎、斯图亚特等王朝；德意志历史上有过霍亨斯陶芬王朝、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俄罗斯有留里克王朝、罗曼诺夫王朝......
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现象依然令人觉得独具特色呢？首先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寿命相对偏短：自秦始皇创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以来历朝历代中只有汉朝和宋朝超过了年，而且汉朝和宋朝中间都是有断裂的（汉分为西汉和东汉，宋分为北宋和南宋）。相比之下欧洲的卡佩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延续了上千年，俄罗斯的留里克王朝延续长达七百余年......
中国王朝与欧洲相比在寿命上偏短，与周边的朝鲜、日本等国相比也不算长：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王氏高丽王朝历时长达年、李氏朝鲜王朝历时长达年。日本皇室号称是“万世一系”，不过在公元年登基的推古女皇之前的33代天皇的事迹基本都等同于神话传说，然而即使以公元年之后日本历史开始有较为清晰明确的文字记载算起至今也已延续了多年。
显然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频繁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朝鲜、日本。同时中国改朝换代的方式和欧洲也大不一样：中国式的改朝换代是后一个王朝推翻前一个王朝，两个王朝之间并没什么亲缘关系（隋唐两朝是表亲可以视为例外），然而一个王朝以暴力手段推翻另一个王朝这种事在欧洲并不常见。欧洲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通常是由于前一个王朝绝嗣，然后在父系血脉断绝的前提下由母系表亲继位而导致的。
公元年英国诺曼王朝的斯蒂芬死后由他的表甥亨利二世继位，由此开启了金雀花王朝的统治。公元年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一世死后由她的侄孙詹姆斯继位，由此开启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事实上迄今为止的英国历朝历代的君主如果从母系血统追溯都是诺曼王朝开国之君威廉一世的后代。俄罗斯历史上的留里克王朝同样是因为绝嗣而终结的，后来俄罗斯贵族们推选罗曼诺夫家族的米哈伊尔为沙皇。
由此可见中国的改朝换代现象在频繁程度上和改朝换代的方式上都是独具特色的，然而这种特色其实是在秦始皇构建大一统帝国之后才形成。秦始皇嬴政统一之后的郡县制王朝的确很难超过年，然而秦之前的夏、商、周三个分封制王朝全都超过了年：夏朝历时约年、商朝历时余年、周朝历时年。事实上日本古代实行分国制、欧洲古代实行采邑制就和夏、商、周的分封制比较类似。
那么是不是因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差异才导致中国自秦代以后改朝换代频繁的现象呢？事实上的确有这方面的原因：封建贵族制度是一把双刃剑——既对皇权构成一定制约，使皇帝如芒刺在背而不敢肆无忌惮地扩张权力；同时森严的等级体系使底层百姓直接面临的是自家领主，而天子对他们而言似乎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底层百姓能明确感知到自家领主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
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主流就是列国争霸，而各国内部很少听说爆发民众起义；然而秦帝国统治时期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实行的是层层分封的制度：周天子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各诸侯国，各诸侯国再把自己的土地分封给国内的贵族世家，甚至一些贵族世家的家臣还有自己的家臣。经过这样的层层分封之后领地上平民百姓最终都是直接和自家领主打交道的。
至于在自家领主之上的诸侯王乃至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周天子根本就不会直接与民众的生活产生交集，所以民众所切身感受到的就是自家领主的压迫，而根本感觉不到诸侯王、周天子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只会发生在每块孤立的封地上发生针对自家领主的斗争，而不会发展成为像秦以后那种天下云集响应的大规模起义。同样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采邑制度也使依附于不同采邑地主的农民难以联合行动。
如果将国家比喻为一家公司的话：那么在封建贵族制度下贵族阶层就是这个国家的集体股东，君主只是世袭的贵族领袖，远未能达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程度；相比之下在大一统帝国皇帝则是国家的唯一股东。事实上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以来中国的贵族阶层就处于日渐消亡的状态。尽管在古代中国也存在门第高低之分，但这只是一种世俗观念。
真正能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的贵族阶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帝国所有子民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权可以让人生，让人死，可以让混迹街头的韦小宝一夜间飞黄腾达，也可以让一个偌大的钟鸣鼎食之家顷刻间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封建贵族政治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它削弱了皇权的存在感，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处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下金字塔最顶端的皇权充满了浪漫与神秘的色彩。
秦以后的历代中国皇帝选择了追求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于是就必须削弱贵族的力量，消解等级秩序，实现“在皇权面前人人生而平等地为奴”。这样做的结果却使皇权直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由于古代中国大一统的集权体制下皇权和民众之间缺乏像欧洲、日本那样的贵族阶层作为中间角色，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将自己生活的不如意都视为是皇帝施政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