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中，关公是熟读左氏春秋、践行春秋思想的文化代表。史书《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本记载称：“（关公）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鲁肃传》注引《江表传》记载称：“斯人（关公）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
讽诵，是背诵、朗读、诵读的意思。“略”与“皆”同义，是几乎都、全都的意思。上口，是诵读诗词歌赋、文章等纯熟时，能顺口而出的意思。“讽诵略皆上口”的意思是关公熟读《左传》，已经达到炉火纯青、倒背如流的程度了。
钱锺书曾经说：“古之名将而精通《左氏传》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一三曾标举之，关羽、浑瑊、狄青等与焉。”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由于孔子修订《春秋》时惜字如金，讲究微言大义，每用一字，必寓褒贬，不易理解，所以《左传》以《春秋》为本，采用《周志》等列国资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对《春秋》进行的补充、解释和说明。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传》注解《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解读《春秋》笔法、用事例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
《春秋》与《左传》的关系，是经和传的关系，“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谭《新论》）意思是说，《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就像是衣服的表和里的关系，相辅相成，如果只有《春秋》而无《左传》，读者就很难理解《春秋》所包含的褒贬之义。通过《左传》的史事注解，读者对《春秋》的内涵就有了全面理解。
南朝梁我小批量件刘勰在《文心雕龙》评价《左传》时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於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关公熟读《左传》，《左传》是《春秋》的注解，关公自然也是深明《春秋》。所以后世人将关公视为熟读《春秋》的典范加以推崇和膜拜。
清代辑佚大家黄奭说，有墓志言关公祖父石磐公，父亲道远公，三世皆习《春秋》。此说见于碑刻，当有所据。因关公家世传《春秋》学，关公年少习之，故年长犹能背诵，也足见其对《春秋》研读谙熟。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写赤壁之战后，曹操败走华容道，关公截住去路。曹操用程昱之策，知道关公深明《春秋》，即以《春秋》动之。曹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关公是义重如山之人，想起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又见曹军惶惶，心中不忍，便放了曹操。
毛宗岗评说道：“顺逆不分，不可以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为义。如关公者，忠可千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
《春秋》“微言大义”，“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便是孔子作《春秋》，以寄寓善恶褒贬之义的思想宗旨。这也是关公践行《春秋》，扬善止恶、大义参天的根本内涵。
晚唐学者陈岳说：“圣人之道，以《春秋》而显；圣人之义，以《春秋》为高；圣人之文，以《春秋》而微；圣人之旨，以《春秋》而奥。”
《春秋》思想指明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质的礼法制度、纲常伦理、道德精神、文化传统、人格修养、社会规范所具有的意义和功能。
孔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文圣人孔子修订《春秋》，而为文圣人；武圣人关公践行《春秋》，而为武圣人。《春秋》一书，大圣人所以正君臣之分，作忠义之气，而示人以大纲者也。
湖北阳新关帝庙有幅对联：“作圣有何奇，认真‘忠义’两个字；慕公无别法，熟读《春秋》一部书。”《春秋》思想，正是关公文化的主要思想核心。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