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大一统中央集权与中国郎吏社会的形成
前言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变，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礼制王道治国方略逐渐被霸道思想所替代，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士人阶层逐渐从谋士地位参与到国家权力中枢，这一过程直至西汉武帝大一统政权的出现才彻底完成。社会文化也从贵族阶层的手中开始下移，官员选拔也从西周以来的世袭和军功封爵制度转变为王朝大一统中央集权下的察举和太学生受官制度，官员晋升的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到西汉武帝时官吏逐渐成为权力结构中的主体，中国社会进程完成了从游士社会到郎吏社会的重大转变。这一社会历程的变化是与士人阶层的崛起和传统教育制度的发展密不可分。
一、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权力下移与士人阶层的崛起春秋战国之际，西周封分制为基础的社会统治制度决定了拥有土地的封建地主上层贵族是社会秩序管理的主体，广大的庶民阶层则只能被固定在土地上。这种土地属性决定了社会各阶层对于社会权力分配的结构，也形成了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井田制和分封制确立了西周以降至秦时代的权力分配结构，贵族天然处于社会上层，拥有社会发展的控制权，形成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结构。贵族阶层按照分封制的规定被划分为不同等级。天子以下的贵族按照爵位的不同，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拥有相应数量的军队和象征身份地位的车马。诸侯各阶层在自己的封地内代表周天子全权处理该地域内的所有事务。贵族阶层在这个时期是社会各阶层的最核心和主体力量，而士阶层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时期开始逐渐脱离于贵族阶层，初步形成新的士人阶层，只是此时期的士人基层只能成为国家的主体贵族阶层的附庸，成为他们的门客或者从事最基层的教育方面的工作，不具有普遍性。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礼制制度逐渐被诸侯之间的武力征伐破坏殆尽，郡县制适应天下大势逐渐崛起，秦皇统一天下之后废弃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贵族阶层的势力有所下降，然而国家统治上层依然被卿相大夫所控制。官员的主要来源依然延续周时期的世袭和军功晋升制度，所以国家权力运行依然依赖贵族阶层，社会的权利主体依然依赖于贵族上层，因此西周至西汉之前的时代被称为贵族时代。秦二世而亡之后，平民出身的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此时社会上层依然掌握在军功阶层的贵族手中，推行适宜实际的黄老之术，逆历史潮流而动推行封国和郡县并行的制度，社会人才依然来源朝廷征召和地方举荐，而普通的士人基层和庶民阶层依然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工商业的发展。汉代帝国的创立者大多出自平民阶层，但为了稳定国家的秩序，也只能依靠贵族的社会管理经验，因此西汉初期依然有大部分贵族阶层把持社会上层的权力，只不过此时的士族阶层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规模迅速扩大，更多的士族出身的官员有了晋升中枢权力的通道，士人阶层缓慢发展。
汉初高祖至文景时期，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国家财富迅速积聚，国家文化层面和社会意识层面也得到了社会上层统治者的重视。孔子开启私人讲学之先河，打破了贵族集团对于教育的垄断，战乱等因素导致庠序等教育逐渐归入下层平民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的一件大事。这一历史变革导致教育权力逐渐脱离贵族限制，平民阶层逐渐转而有了觉醒的机遇，更多贫民子弟凭借自己的才识逐渐被统治阶层所重视。
汉代刘邦建立的王朝采用“黄老之术”，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得到发展增强，随之而来的诸侯王国权力的膨胀和土地日已兼并严重。这一时期官员的选拔制度依然继承了秦时的军功荫袭制度，却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央直接任命封国丞相和各地郡守等官职，汉代封国内部内史以下的官员任命的权力掌握在诸侯王手中。同时统治者为了招揽天下先才，推行察举制，鼓励地方官员举荐地方贤才进入地方为官，开扩了官吏的晋升渠道和来源。文帝时期，为了扩大社会粮食储备，甚至推行卖官制，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实行官学太学生受官制度，内部官吏来源的创新，士人阶层在内部的力量逐渐强大，继承秦王朝的余威，延续战国时期稷下学宫而设立的国家教育制度——博士官制度重新回到上层统治者的视野，一大批儒家人才进入统治者身边。王朝统治者日渐意识到王侯国势力和国家上层中的贵族对于中央集权的威胁，便不得不考虑解决这一问题，士族阶层这些没有社会背景的人群开始更多的进入国家权力中枢，这一趋势让贵族阶层把控国家权力的局面迅速瓦解，更多的士族群体进入王朝核心中枢，开创士、农、工、商新的阶层划分。
社会阶层中士族在文景时期也日益发展壮大，郡国各地儒家纷纷出现大儒，齐鲁之地儒家率先活跃。文帝时期任命文翁为太守这为士族阶层的崛起的先锋，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及至武帝继位，鉴于北部匈奴的威胁和国内权力结构的重构，汉武帝迫切需要更多的人才去打破僵局，推动大汉王朝继续向前发展。
汉武帝即位后，继承了文景之治时期的富强国力，通过一系列措施，励精图治将大汉推向鼎盛，中央加强了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统治，形成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
景帝时期，七国之乱虽然被强力平定，然而封国势力的威胁却依然存在，郡国驻兵甚至都远远多于国家都城的数量。武帝即位后，采取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在缓和中央与封国诸侯关系的同时不断削弱诸侯贵族的封地和权力，诸侯国的势力在推恩令的作用下从此日渐削弱直至灭亡。汉武帝消除了王国诸侯的威胁之后，郡县地方的贵族官吏和豪强成为国家中央集权新的威胁，因此他创建了监察地方权力的刺史制度。推恩令和此刺史制度的实施，将王朝权力完全集中到中央统治者手中，这些制度的实施也有赖于完全毫无背景的士族子弟，为士族阶层的发展创造了政治机遇。
同时，武帝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迅速使大汉王朝的经济达到鼎盛，也解决了困扰西汉对外军事扩张的限制条件，人民社会生活的极大富足，促使更多的底层民众改变自己身份的强力愿望，他们更愿意让自己的子弟进入官学学习，从而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
大汉王朝经过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的一系列得力措施，中央集权大大加强。然而推恩令和刺史制度的推行严重打击了贵族阶层的利益，他们派出门客四处散布谣言，指责中央的政策，蛊惑人心，这对王朝的统治十分不利。武帝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因此他改变了汉初的统治方针策略，一大批饱学之士成为官学中的老师，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中央太学中的优秀的太学士成为汉朝郎官的重要来源，伴随皇帝左右，成为皇帝亲信，而其他太学生则到地方充当官吏，因此朝廷权力结构也由原来的贵族向士族转变，选官制度的转变也让汉代统治者完全异于之前的王朝，形成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新气象。汉末，中央太学培养的全国太学生增加到一万多人，郡中的郡学学生更多，促进了大汉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汉武帝之后，官员，必须是太学生出身，或者由太学生出身的到地方出任官吏的双重资格为出身，这一制度的改变标志着中国士人阶层的完全崛起。
二、传统教育制度的创立发展与武帝时期郎吏社会的形成三千多年前的周公创立官学，开启了中国最早的教育先河，然而此时的官学中学习的学生全是王朝的贵族子弟，教育权完全由贵族阶层掌控，平民子弟只能成为贵族阶层的附庸或者奴隶。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日渐衰微，官方学校也不复存在，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争鸣天下，教育权力逐渐向下层社会转移。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开设私学，收徒讲学，游历诸国则使教育权力普及到社会底层，开启了私人讲学的序幕，封建社会的教育体系的创建正式完成。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中国文化开始由贵族阶层向平民阶层转移，各家学说纷纷涌入各诸侯国王室，为诸侯争霸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论支持。秦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法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央集权王朝。然而始皇帝在前期还是建立博士制度，试图重新将教育权力收归国家。秦帝虽然推崇法家，销毁儒家经典，征召儒学饱学之士七十余人入朝，参与国家礼制层面的制度建设。王朝社会上层的决策方面也出现淳于越、叔孙通等大儒的身影，但是儒学发展受到社会上层法家“刑名之术”意识形态的影响决定了儒家只能游离于社会权力中枢的边缘地带。
纵观整个秦王朝的教育发展历程，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分水岭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秦朝的教育是官学、私学混合发展，而后期私学禁绝，教育完全以官学为主。前期的官学主要采用秦孝公时期商鞅提出的“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的做法，让官吏作为老师从事教育活动，这也成为一种制度延续至秦始皇时期。王朝在郡中普遍设立“学室”作为官学，规定进入官学学习的弟子必须是官吏子弟，一般平民完全被排除在外。进入官学的弟子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之外还必须学习法律，考核合格之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实习在郡县作为低级基层官员“吏”，他们成为官吏的一大来源。虽然后期秦始皇采信李斯的建言实行“焚书坑儒”政策，但是各家学术还是保存了下来，官学发展日益完备，秦朝的“学室”也成为了西汉郡学的起源，成为汉代官学制度形成的基础。
汉初，社会上层推行“黄老之术”，但是作为开国者的刘邦和他的创业团队具有更宽广的视野。高祖命令叔孙通创造适合西汉社会发展需求的礼制，根据陆贾的建议，命令陆贾著述《新语》。虽然高祖并未大力推行儒家的发展，然而却仍然继承了前秦时期的博士制度和教育制度，儒家学术重新出现在王朝的视野之中。教育制度方面继续沿袭秦代传统，采用“以吏为师”的理念，私学也开始重现发展。王朝的经济凋敝现实和前秦灭亡的教训等因素促使高祖及其后的吕后、文景二帝等统治者在国家意识层面上坚定地选择了“黄老之术”，以休养生息，实现国家的富强。然而高祖时期制定的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恢复西周时期的郡国分封制，以期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这种妄图以皇亲国的封国拱卫皇权的设想无疑是美好的，但是这种尝试注定是要失败。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王朝内部虽然实现了财富的增加，但也无疑让分封势力愈发强大。惠帝和吕后时期，匈奴日渐强大，国家上层权力结构十分微妙，但是国家发展的焦点仍然是社会经济，因此王朝的教育制度继续沿袭汉初的政策。文景之治后期，社会矛盾的焦点也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国家日渐富足，社会矛盾焦点转移到中央集权和王朝内部封国内王侯的权力冲突。封国王侯的权力日渐庞大，它对于王朝中央集权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这对于王朝的统治阶层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文帝和景帝面对这新出现的危机，开始逐步制定消除王侯封国的措施，除了从军事上进行武力打击，也逐步考虑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策略方针的转变。“黄老之术”已逐渐不适应社会发展和统治者中央集权思想的需要，儒家的地位开始日渐显要，这一时期儒生也已开始出现在了郡国权利底层，更甚至博士在君王的身边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大汉王朝内的儒生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开始了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儒家思想的改造，他们杂糅道家和法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使儒家的思想更加倾向于事功方面，以获得君王的支持。国家社会现实的转变和儒家体系内的自我改造，终于促使儒家逐渐进入君王的视野。统治者延续了秦时期的官学制度。文帝初期，各地纷纷开始开设郡学，但入学的学生依然是贵族子弟，而能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就更少了。景帝时期，随着七国之乱的结束，儒家学术日益频繁的活跃在郡国王宫。然而为了恢复国家的长治久安，景帝仍然选泽暂时祢衡王朝内部的贵族和中央集权的关系，然而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官吏队伍业迅速发展初具规模，他们在王朝各个角落逐渐崭露头角，成为西汉王朝政治权力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汉武帝时期，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权利集中和培养更多的人才，也为了集中力量消除北方匈奴的威胁，年轻的汉武帝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社会国策，儒家学说正是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这一时期国家教育制度实现了重大发展，新的官学机构出现，太学生也正是成为中央政权统治者身边郎吏的重要来源，他们和皇亲国戚等弟子一起成为皇帝侍卫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学生学习完成后由五经博士考核后便可到中央任郎或到地方担任低级官吏的职务。汉代官学成立是的规模仅五十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汉王朝的士族阶层迅速扩大，官学的规模也不断的扩大，由最初的五十人扩展至汉末的万余人，成为西汉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
同时，武帝还在郡县地方开设地方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新的教育体系。太学的兴办，彻底打破了贵族对于教育的垄断，同时也扩大了国家取仕的渠道，也为汉代郎吏社会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打通了士族阶层成为社会主体的思想桎梏。
结语春秋战国至大汉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快速改变了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的关系，汉武帝时期几次大规模战争，让草原民族迅速败退。大一统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出现，促使民族快速融合，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高度统一，促使封建王朝社会各阶层对中央集权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达到全新的高度，他们在社会经济等各种条件综合影响下，汉民族在这一时期和完全形成，正式成为主体。社会文化的下移，加速了传统社会底层士人迅速崛起，也加速了西汉中央集权的出现。为适应中央集权的社会新的权力结构，消除潜在威胁，封建教育制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官学的规模也逐渐扩大，私学也重新复苏，开始了新的发展。随着西汉官学制度的确立，西汉的官吏来源不在是依靠军功和世袭的贵族子弟，更多的底层官员和地方郎吏进入社会各个角落，成为日后发展的主体力量，他们的思想意识也逐渐开始觉醒，主动参与到社会权力结构中去，这也标志着春秋战国以来贵族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体系的瓦解，西汉郎吏社会正式形成。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国史新论》为你读新鲜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