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聊了儒学的几个问题，算是最表层的几个问题，但发现就是这么基本的问题，竟然被误解到了让人无语的程度。
一、儒学来源问题，二是孔丘私学在当时地位问题，三是孔丘收学生原则问题，四是他的政治站位问题，三四两个问题也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来说明。
儒学来源这个问题，一言以蔽之：知识世俗化形成了儒学。儒学并不是孔丘的发明，这个应该是公认的常识。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本就是周代贵族子弟的课程。孔校的教材，是《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些书籍，包括诗歌、文书汇编、音乐、历史等等内容，都是前人流传。
古代的知识，并非像今天如此易得，知识具有神秘性和神圣性，被精英层持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惊动鬼神，甲骨文是神秘主义的一部分，百姓长期以来敬惜字纸。敬畏汉字信念的遗迹还表现在道家符箓和民间贴春联福字上面。
世俗化，在汉语语境里，大概就是神秘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对立面，这是宗教社会学里世俗化这个词的延伸。孔丘总结之前的知识进行传播，将它世俗化，从而形成了儒学。这个提法非常符合儒学的世俗气质。
儒学本就是世俗的，人们经常念叨着儒学理念而不自觉，他们以为那只是一句俗话。比如“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等等等等，不胜枚举。而常会脱口而出的一些话，比如“你讲不讲道理？”、“你有没有良心？”人们在使用这些话证明自己的时候，大概很少会自觉这是儒家的教诲。
孔丘把知识世俗化的方法，就是办学。对应于官学，称为私学，而全称应该是官办学校与私办学校，特意提出来，因为学校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应该是师范类学生常用的一本基础教材。关于孔丘私学地位的描述大概分前后两段，前段举了邓析、少正卯两个例子，结论是当时私学很多，孔丘只是其中一个。后段列举了孔丘以后，儒分八门，以儒、墨、道、法为例，说明私学更多。
这一段描述带有明显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思想的痕迹，并且混淆了概念，前后两段逻辑上也存在问题。邓析、少正卯两位人物，是那段非常时期，被粉饰出来专门针对孔丘的。其中少正卯是否存在都是个被争论的问题。二人的学术身份，也都被强行定为法家。邓析是史上明确被归类为名家的。
这就是那些年崇法抑儒，甚至是要扬法灭儒的惯性遗留。对孔丘的官方态度，从那时候起，并没有官方的公开改变声明。孙先生这段描写，也是一种保持正确的表现。邓析、少正卯被从只言片语的古籍里辑佚出来，无非是因为二人都有收徒数量多的记录。他们的出现与乔饰，无非是想证明孔丘非常普通并且小气嫉妒、公报私仇。
孔丘之前，民间知识的流传，恐怕更多是家传和师徒传承的方式。私办学校，至今未曾发现史料予以明确证明。家学流传、师徒相授，与学校的区别就是规模。鬼谷子传授苏秦张仪当然不能叫私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流传还是不能叫私学。
对于孔丘私学的开创性，还有两个逻辑证据。一个就是《中国教育史》关于私学的后半段，讲述了墨家、道家、法家的私学。仔细看看，这三家所谓领军人物：墨翟、庄周、韩非竟然全部出自儒门。不是私学繁盛吗？难道孔丘一来就马上全部关门了？
后来嬴政敢于决绝地禁绝私学，说明私学数量不可能很多。而其实，墨家、道家、法家的私学也基本是孙先生拿来凑数的，墨家是社团性质，道、法两家连师徒相传都说不清楚了，庄周学生是谁？韩非有没有学生？此时拿稷下学宫来说事非常不严谨，它是齐国官学。孔丘私学，是开创性的，这一点难以涂抹；其影响力之大之深远，如何评估都不过分。
很多人认为孔丘“吾从周”说明他是维护奴隶主的，这种认识可以理解、但让人悲悯。这仍然是数十年前那场革了文化命的运动的余波。
中国有过奴隶制吗？和夏代是否存在一样，也是一个仍然在争论的问题。当然如今是有奴派为主导，但有意思的是很多人不清楚，无奴派中有一位叫陈独秀。中国有奴隶，清代还经常看到某某被发配给披甲人为奴的说法。但不能称其为奴隶制度，这种关系并非社会主体关系，没有史料可以严格证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存在，它一定会保留非常多的关于奴隶的说明，不可能没有法律证据、官方文件和民间描述留存下来。
后代有所谓奴籍贱籍之说，但是他们只是被限制了某些权力，并没有明确的社会依附关系和人格的彻底丧失。社会同样承认他们是人，不会予以物化。同时，对于奴隶数量多的时期，有奴派反而认为那不是奴隶制时期了。
有奴派主流观点：奴隶社会包括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战国时代进入封建社会至近代。只是春秋战国交替之时，能看到三姓分晋，能看到田齐代姜，又是什么事件说明奴隶消失了呢？又是什么事件说明了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呢？语焉不详，总之就是就是就就是。
而以诗经的强行翻译来证明奴隶制的存在，让人哭笑不得，想不通《硕鼠》是怎么被认为是一位奴隶的控诉？那里面明明写着我要离开你。
如果一定要分清中国制度变迁，硬套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的模式非常不合适。中国能够确定的只有两种模式：周制与秦制。周制是封土建国、封邦建制的封建制，而秦制是帝王之下的文官郡县制。诸如商制、夏制之类，且等学者慢慢去考。秦制农民缴纳的无法定义为地租，应该是农业税。即便按照马主义的定义，嬴政以后建立的秦制也无法归类到封建制中去。
孔丘维护贵族？只教授贵族？这样的认知简直天理不容。《中国教育史》解释了“有教无类”的含义：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这个记述是准确的，也基本无异议。陈桂生写过一篇短论文《“有教无类”辨析》，用“有诲无类”来代表孔丘的招生原则，同时把“有教无类”解释为普遍教化。
这是给孔丘又加了一层心怀天下的光环。有那个拔高的必要吗？陈先生尊崇孔子之心可以理解，但此篇立意，只是平庸，前后概念运用的不通畅也是小小硬伤。
儒学是世俗的，它属于大众。这是没有问题的结论，因为儒学第一经典，不是很多人误会的那些，它应该是《诗经》。这部书里内容一大半来自民间，其实就是民歌。以民歌做教材的学问，怎么会让很多人就认为它是说教？它是虚伪？纯粹是被洗白了又缺乏学习力的表现。
“思无邪”。孙先生《中国教育史》开篇声明：“本书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文人心思，总是微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