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医院好不好 http://www.kstejiao.com/“大风未央”系列1:只比秦始皇小三岁？汉高祖刘邦到底是哪年出生最近一部关于大秦帝国的电视剧的热播，将大家再度带回秦国东出函谷统一天下的热血时代。秦国六世奋发，到了秦始皇的手中，终于扫灭六国，混一宇内。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立始皇帝之号，并将郡县制推广到全天下。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人感慨万千，也留下了很多著名的故事和传说。千古一帝秦始皇秦国一统天下热血沸腾，但与此同时造成其败亡的因素也正在逐渐成长。在统一天下建立大秦王朝之后，才过了十五年，大秦就轰然倒塌，继之而起的是更为辉煌的大汉帝国。而其创始人汉高祖刘邦与大秦帝国创始人秦始皇的年龄相差却并不算很大。甚至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汉高祖只比秦始皇小三岁，两人几乎就完全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一、关于刘邦出生年月的两种说法秦始皇的出生年月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是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但大汉王朝创始人刘邦的出生年月却存在疑问，因为在涉及西汉一朝的正史中，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对此予以正式记载。《史记》如此还好理解一点，毕竟太史公作《史记》的目的是穷古今之变，为此整理了上下数千年的历史，或许是力求简约，所以对与叙事关系不大的信息都没有记载。之所以记载秦始皇的出生年月，可能只是为了说明其名字的由来，因为秦始皇是正月出生，所以名为“政”（《史记正义》持此说）。而《汉书》专为西汉一朝立传，却不记载西汉王朝创始人、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出生年月，实在令人感到遗憾。汉高祖刘邦当时的人本来更有条件搞清楚，却不太关心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汉高祖刘邦的出生年月也变得更加模糊。后世直到晋朝的时候史家们才开始对此问题予以足够重视，但各路史家众说纷纭，最终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并因被分别收入《史记》和《汉书》的注解之中而得到广泛流传。西晋著名隐士学者皇甫谧在其著作《帝王世纪》之中说“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南朝宋时期学者裴骃（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之子）在其所撰《史记集解》之中对此予以引用。此外，东晋的著名学者徐广也在注解史记的过程中说刘邦起兵那年四十八岁，据此推算，正好与皇甫谧的说法相符，裴骃也一并将此说法收入《史记集解》之中。同样是在晋朝，或许与皇甫谧同时，某位名为“瓒”的学者在其所著《汉书音义》中说“帝(刘邦)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唐朝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对此说法予以引用。这位名“瓚”的学者由于史料缺失导致全名无法确定，其自称为“臣瓚”。他的注解肯定也很有权威性，因为裴骃在注解《史记》之时在很多地方也引用了其《汉书音义》（但在刘邦生年的问题上采用了与其不同的皇甫谧的说法），甚至还专门在序言之中探讨了“瓚”的真实身份，不过没有定论。司马贞在为《史记》作索隐之时说其名为“傅瓚”，是西晋朝校书郎，姑且存之。按照皇甫谧的说法，刘邦出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年。按照“臣瓚”的说法则可以推断出刘邦出生于公元前年。汉高祖生年两种说法对比这两种说法都出自与刘邦的时代相去甚远的晋朝，裴骃在注解《史记》之时对这两种说法都有认识，不过他选择了皇甫谧的说法。作为三家注史记中最早的注解，《史记集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历代研读《史记》之人均将其奉为圭臬，因此集解中关于汉高祖生年的这种说法流传很广，以至于由此说法衍生出的“汉高祖只比秦始皇小三岁，两人差不多处于同一时代”这一观点颇为流行。而“臣瓚”的说法得到普遍的重视，则是由于唐朝秘书少监颜师古为便于太子读《汉书》而作注的时候对其予以采用。后世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的时候在刘邦的生年问题上也采用了“臣瓚”的说法。很显然，这两种说法无法同时成立，至少有一个不对，甚至可能两个都不对。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明确断定这两个说法的对错，只能依据现有史料分析两个说法之中哪一个问题更大，或者说哪一个更有可能正确。二、第一种说法与皇甫谧其人我们先来看皇甫谧的说法。要分析皇甫谧的说法，就要先了解皇甫谧这个人，因为他的说法和他个人的特质有很大的关系。皇甫谧皇甫谧可以说是名门之后，他的曾祖父皇甫嵩曾经在东汉末期担任太尉。不过他的祖父只担任县令，而他的父亲只是被举为孝廉，并未出任有影响力的官职。所以皇甫家从皇甫谧的祖父时期就开始家道中落，到了皇甫谧出生的时候已经算是家道艰难。还好皇甫谧后来勤奋学习，终于凭借学问渊博、著作等身成为一代大师。由于魏晋时期世道不算太平，上层政治斗争血雨腥风，皇甫谧并未出仕，而是一直在家著书立说、讲学授徒。或许是出于对自家先祖功名的自豪，也或许是受到自从东汉后期就已开始的世家大族注重家族传承的影响，皇甫谧对历代重要家族的传承尤其是帝王世系很感兴趣，为此专门写了一本《帝王世纪》的书，详细记述从上古三皇五帝以至汉魏历代帝王的家系与传承。就是在这本书中皇甫嵩指出刘邦是秦昭王五十一年出生。《帝王世纪》这本书相比于《史记》和《汉书》，在帝王世系的很多细节方面反而记述更丰富、更详细。但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其中不少内容采自谶纬图书及诸子杂书，甚至可能就是皇甫谧生编硬造，导致某些内容可信度不是很高。所谓谶纬，指的是预示兴衰吉凶命运的隐语以及包含这些隐语的图书。在皇甫谧的时代之前比较著名的谶言有两个，一个是王莽新朝时期出现的“刘秀发兵捕不道”，王莽的国师公刘歆甚至为此专门改名刘秀，想要应此谶语，不过后来还是光武帝刘秀获得成功，此语也就自然成为光武帝刘秀讨伐王莽重建汉朝的重要论据之一。也正因为此语的“灵验”（这个谶语可能本就是刘歆自己造的，“秀”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字），使得光武帝对谶纬之学非常重视，导致谶纬学一时兴盛，虽然后来朝廷意识到不可再任由其传播，却是屡禁不止。到了东汉末年，或许是所有人都意识到当时汉德已衰，另一条本来出现在西汉后期的谶语“代汉者当涂高”忽然又开始受到所有人的重视，一时之间怀有野心的各路诸侯们纷纷将自己往这条谶语上靠，最有名的就是袁术，他因为自己的字是“公路”，和这一条“当涂（途）”正好相合，所以大力宣传自己就是传说之中应该代汉的正主，之后更是闹出贸然称帝被群殴至死的笑话。能力配不上野心的袁术这些谶纬穿凿附会、不足为信，本来并不值得认真对待，然而皇甫谧不仅如获至宝，还在此基础之上又再加工创造出很多荒诞不经的故事。纬书《春秋握诚图》说刘太公名为“刘执嘉”，刘媪名为“王含始”，这些都不见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而皇甫谧则照单全收。除此以外，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之中还为不少帝王都编造了出生时的相关神迹与传说，包括汉高祖刘邦出生时的场景，《史记正义》就引了《帝王世纪》中的这一条，“帝王世纪云：‘（刘邦之母）汉昭灵后含始游洛池，有宝鸡衔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祖。’”这就是典型的编造，而且此编造与《史记》之中已有的刘媪遇龙于野的说法也并不相符。对于这种生编硬造的行为，颜师古在注《汉书》的时候在多处都进行了痛切的批评。颜师古说皇甫谧这些人妄自引用谶纬，强行给刘邦的父母取名，而这些名字都不见于正史，实在是不可取。此外，孝惠皇帝的张皇后，孝文皇帝的薄太后，以及薄太后的父亲，《史记》《汉书》以及各种史册都没有记载名字，皇甫谧也都在《帝王世纪》之中强行给他们安排了名字。颜师古说这又是从何而来呢？虽然想要显得博闻多识，却不知道已经陷入了穿凿附会的误区。由此可见，虽然皇甫谧名气很大，其所作《帝王世纪》对于整理史籍也有很大的贡献，但《帝王世纪》中的内容却也不能完全不加辨别地取信。尤其是考虑到皇甫谧本人就有穿凿附会、生编硬造的习惯，《帝王世纪》中荒诞不经的内容也为数不少。有理由相信，皇甫谧并不一定确切知道刘邦的生年，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论给其安排了一个想当然的生年。那么皇甫谧如此做，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或者说，皇甫谧如此安排刘邦的生年依据的理论是什么呢？三、皇甫谧提出第一种说法的可能理由或理论依据认真探究起来，皇甫谧提出此种说法，其实有很深的理论渊源。战国时期齐国的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认为王朝兴衰命运与其德性有关，而德性则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秦朝建立以后采用了此种说法，并自认为是水德。最开始时五德终始说用的是五行相克的理论，周朝是火德，水克火，所以秦朝取代周朝。五行生克汉朝建立之后，儒生们纷纷提出要改正朔、易服色、定礼乐，创立汉家自己的制度。因为秦朝太辉煌而又太短暂，汉初的部分大臣认为秦运未衰，汉朝则继承了秦朝的水德，持此种说法的大臣以汉初的丞相张苍为代表，因为张苍做过秦朝的御史，所以对秦朝多少还有些怀念。而贾谊和另一个儒生公孙臣等人则认为秦运已衰，汉朝是取代秦朝之后的一个全新的王朝，应该有自己的德性，而不是继承秦朝。秦朝是水，而土克水，所以汉朝应该是土德。这就把汉朝从秦朝的继承者变成了秦朝的革新者。而到了西汉后期，由于儒生们的不断渲染，秦朝已经彻底成为了一个暴政的反面典型，是应该被否定的对象。著名的大学者刘向、刘歆父子根据五德终始说，由五行相克演绎出五行相生，根据黄帝为土德依次推出夏朝为金德，商朝为水德，周朝为木德，汉朝为火德。周朝和汉朝之间则直接忽略了秦朝，认为秦朝暴虐，二世而亡，算不得正统，不配拥有德性。《汉书》的作者班固倒是没有如此极端，而是采取了折中方案。他认为秦朝确实拥有其自称的水德，不过秦朝的水德介于周朝的木德和汉朝的火德之间，并不符合正常次序，所以也和曾经有过此种情况的共工氏一样，都是短命王朝。（《汉书·郊祀志》）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儒家学说的深入发展，否定秦朝的正统也就逐渐成为主流。而采用五行相生理论的五德终始说被此后的多个王朝沿用，其影响直到宋金之后才逐渐衰落。皇甫谧所在的西晋一朝正是对此说非常热衷的朝代，儒家观念虽然受到玄学兴起的冲击，但仍占据正统主导地位，或者说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就是为了维护儒家学说的道统，以反击玄学的虚无倾向。所以皇甫谧的观点自然也就和西汉末期以来的传统儒家理念一致，认为秦朝不算正统，汉朝继周而非继秦。再来看皇甫谧提出的汉高祖刘邦的生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年），按照周天子纪年，则是周赧王五十九年，正是这一年秦国接纳西周君献上的城邑户口，西周国亡国，周赧王也在这一年驾崩，延续了七百多年的周朝就此灭亡。如果刘邦恰好是这一年出生，再加上皇甫谧编造的刘邦之母吞下宝鸡衔出的赤珠之后生下刘邦的故事——这个故事与商朝始祖契的母亲简狄吞下鸟卵而生契的传说高度相似，算是一种不太高明的模仿——这一切不就正好证明了刘邦是上天降下来继承周朝正统的么。由此可见，皇甫谧提出刘邦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这一说法，很有可能是在之前流传已久的五德终始、秦非正统的儒家理论基础上编造出来的。后世徐广在注解《史记》的时候可能也是引用了皇甫谧的说法，然后推算得出刘邦起兵之时为四十八岁。但这个编造其实存在很多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问题具体体现在何处。四、第一种说法不可能成立的理由1.从刘太公的年龄推算刘邦的年龄如果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某位历史人物的年龄而要对此予以分析，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通过分析其父母兄弟妻儿子侄的年龄再予以推算。而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不仅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而且还曾经多次出场，可以算是一个重要人物。汉高祖刘邦之父刘太公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刘邦有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情况特殊暂且不论），如果有幼儿夭折的情况则可能还要更多，考虑到古代结婚年龄相对较早，认为刘太公比刘邦至少大20岁左右是比较合理的推断。假设刘邦在秦昭王五十一年也即公元前年出生，则刘邦起兵之后被分封为汉王之时（公元前年）为51岁，刘太公则至少为71岁。这一年刘邦从巴、蜀、汉中起兵还定三秦，一路顺风顺水，劫五诸侯兵很快就攻入项羽的都城彭城，之后被项羽打败而回防荥阳、成皋一线。刘太公则和家人包括吕后一起被项羽俘虏，成为人质。“羽常置军中以为质。”刘太公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从汉二年四月被项羽俘虏到汉四年八月楚汉议和、项羽归还人质，刘太公在楚军中做了两年多的人质。而项羽又是一个来去如风的人，其战法就是疾如风，可想而知刘太公作为人质被押在军中常年随军奔波吃了多大的苦。难以想象刘太公作为70多岁的老人还能受得了这个苦，在古代营养卫生条件都很一般的情况下，正所谓“七十古来稀”，而且要知道刘太公本人就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市井小民而已，在刘邦起兵之前一生都没经历过太大的风浪，其平生喜好就是“酤酒卖饼，斗鸡蹴鞠”，并不是什么特别顽强、非比寻常的人。而且这还不算，在楚汉相争最激烈的时候，项羽已经开始处于下风，为了扳回劣势，项羽不得不使出不那么高尚的招数，把大火点燃，把大鼎架上，把刘太公绑在砧板上，威胁刘邦不投降就烹杀刘太公。这一年是汉四年，假设刘邦55岁，则刘太公至少75岁。难以想象刘太公在这种情况下以如此高龄还能坚持下来，换做一般人恐怕就会被吓出心脏病当场去世。而且刘太公在此之后还没事人一样，又好好地活了六年，直到汉十年才离世。由此可见，刘太公在当时楚军中做人质的时候显然并没有那么高的年龄，连带刘邦在楚汉相争之时也并没有达到五十多岁。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刘邦出生于公元前年、在被立为汉王之时（汉元年）就已经51岁的说法。关于刘太公的年龄，还有一个例证。汉五年刘邦消灭项羽之后登基称帝，到了第二年稳定下来以后基本上每五天就去看望一次刘太公，每次都是主动给太公下拜。直到有一回负责照顾刘太公的家令私下里对刘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人主不能拜人臣，然后给刘太公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刘邦到来的时候抱着一个扫帚在门口迎接，等刘邦快要进门的时候就主动后退，倒退着把刘邦让进门来。（“太公拥彗，迎门却行。”）刘邦当时就感到震惊，赶紧下御辇扶住太公，这才意识到是该给刘太公一个合适的名位了，之后便尊太公为太上皇，并赏赐家令黄金五百斤。这一年是汉六年（公元前年），如果刘邦是公元前年出生，则此年应为56岁，刘太公则至少76岁，在古代如此年纪，要做出如此敏捷的动作，显然不是一般的困难。如果刘太公真是如此年纪，则其家令出的这个主意明显风险很高，家令能够想到这一点就说明他很聪明，所以肯定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出这样的主意，毕竟还有很多也还不错的方式让刘邦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也就说明刘太公当时肯定没有这么大的年纪，也可以反过来佐证刘邦不大可能出生在公元前年。2.从王陵的年龄推算刘邦的生年刘邦手下的将相大臣之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为王陵，也是沛县人，而且曾经是沛县的豪强大族，刘邦在发迹之前对王陵都很恭敬，用对待兄长的礼节来对待他（“高祖兄事之”）。众所周知刘邦在沛县的时候是一个不事生产作业、被父母认为“无赖”的人，而且其在当亭长的时候对县衙里的官吏都是放诞不恭，“延中吏无所不狎侮”，但他对王陵却格外尊重。除了王陵家富豪强或为人侠义以外，王陵确实比刘邦年龄大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然难以想象当时的刘邦会用对待兄长的礼节来对待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人。刘邦临终之际，安排萧何之后曹参继任相国，然后是王陵和陈平搭班子接丞相之位。如果刘邦是公元前年出生，则此年为六十二岁，王陵比刘邦只大不小，而陈平则比这一批人都明显小一截，因为当初刘邦重用陈平的时候周勃、灌婴等人就说汉王怎么轻易任用外来的年轻人来监护我们这些年长的武将。萧何与曹参首先王陵要等萧何、曹参相继过世之后才能接位，这时候就已经六十多接近七十岁了（实际上曹参去世是五年之后），还要和年龄小一截的陈平搭班子，这就很难保证稳定性，因为王陵此时也是年事已高，时日无多。如果《史记》和《汉书》中关于刘邦临终前的人事安排的记载为真，那么王陵的年纪也应该不会很大，由此反推刘邦临终时的年纪应该也没有达到六十多岁。因此刘邦不大可能出生在公元前年。五、第二种说法的可信性“臣瓚”提出汉高祖刘邦驾崩之时“寿五十三”，由此可以推出刘邦出生于公元前年。由于史料实在是太匮乏，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没有很多正面佐证。能够用来正面说明这种说法的可信性的依据，主要就是“臣瓚”在注解《汉书》的过程中，不仅对刘邦的登基年龄、在位时间、寿命作了详细说明，而且对《汉书》之中所有拥有“本纪”的皇帝的年龄都作了详细说明。比如说汉文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寿四十六也”；说汉景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寿四十八”；说汉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寿七十一”等等。西汉帝系当然刘邦之后的西汉皇帝的生年在《汉书·外戚传》中基本上都有记载，继位年龄、在位时间、寿命等都可以由此推出，所以也不能由此断定“臣瓚”就一定掌握了独家的权威资料。但既然“臣瓚”从头到尾地做完了这件事，就说明“臣瓚”至少是在认真对待此事，并且从整体上将其作为一件重要事情在通盘考虑，而不是单独为了编造刘邦的生年而信口开河。此外，“臣瓚”也并不像皇甫谧那样喜欢编造关于皇帝的很夸张甚至荒诞的传奇故事，也不像皇甫谧那样单独著书立说，写《帝王世纪》目的是为了弘扬自己的理念。“臣瓚”完全是为《汉书》作注，其注解基本上都是就事论事，整体上还是比较朴实也比较权威的，裴骃在整理《史记》注释的时候也都大量收录了“臣瓚”的注解。或许“臣瓚”真有权威性的资料作为依据也有可能。六、其余推断关键点后世史家为了这两种说法争论了几千年，但始终也没有得出定论。主要原因就是原始史料的缺失，不仅是刘邦本人，其所有亲人包括父母兄弟妻儿孙侄等等也只有少部分人的年龄能够确定，而这对确定刘邦的年龄也并没有多大帮助。现在较为流行的判断刘邦生年的依据或者说思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英布起兵造反之时说“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围绕这个“老”字，有人说古代六十岁为老，所以刘邦当时应该是活过了六十岁；还有一种依据则是鸿门宴之前的场景，当时项羽要攻打刘邦，项伯连夜跑去找张良，透露消息，张良赶紧把消息转告给了刘邦，刘邦非常感谢张良，然后问张良他和项伯两个人谁年龄更大，张良说项伯年龄要大，刘邦就说我要用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他。有人就据此通过分析张良的年龄然后再判断刘邦的生年。其实这两个依据都不足为凭。英布说刘邦老，并不一定就是实指超过了六十岁，而是说刘邦相对于英布自己这样正当盛年、精力旺盛的人而言已经显得老了，这就像孔融说袁术不过是“冢中枯骨”一样，认定此人已在走下坡路而自己这一方正在冉冉上升的一种夸大自信之词而已。至于刘邦对张良说要用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项伯，则更加不能用来作为判定年龄的依据。因为此处就是一个稍显复杂的人际关系场合，刘邦只是运用了一个典型的社交技巧而已。刘邦这样先问年龄是表示对张良的尊重，再说要用兄长的礼节对待项伯，不仅是表示尊重项伯，更是表示对张良的尊敬、感谢和拉拢。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刘邦的意思就是，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张良，要不然恐怕我就要完蛋，也就不说什么感谢的话（太直白或太露骨，反而显得夸张、尴尬或不真诚，所谓大恩不言谢），以后咱们就是好兄弟，你的哥也就是我的哥，我以后对你也是一样当兄长看待。张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项伯比张良小，刘邦也会有别的尊贵称呼或礼节来结交他，至少不是正好有儿女可以结为亲家么。所以此处细节完全不足以作为判断刘邦年龄的依据，也就没有必要再寻章摘句探究张#刘邦#良的年龄。七、总结总体而言，关于刘邦生年的两种说法之中，第一种说法问题很明显，第二种说法也面临佐证不足的问题，但相对而言问题要少一些也轻一些。目前看来，只能说还是第二种说法也就是由“臣瓚”所说推出的“刘邦生于公元前年”的说法更为可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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