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为什么要费神费力地写历史呢？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因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学家们写历史，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要借鉴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司马迁著《史记》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都是通过写历史的兴衰，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孔子晚年写《春秋》，也是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恰如孟子所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大意是说，“当时的情况很乱啊，各种奸邪的学说和残暴的行为时有出现，大臣杀了君主，儿子杀了父亲，孔子很担心害怕，这样的世道怎么得了，于是写了《春秋》”。孔子将政治思想融入书中，他采用的是“微言大义”的叙述方式，后世又称为“春秋笔法”。通俗地说，孔子不直接表达观点，而将思想和立场隐晦地暗藏在文字之中。比如，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了楚国的军队，他召集各国诸侯，在“践土”开国际会议，正式宣告成为春秋霸主。这样不过瘾，还专门“邀请”了周襄王，过来参加会议。按照礼制，周襄王是所有诸侯的总领导，晋文公开会不经过周襄王的批准，反而要求国君赶来开会，这显然是大逆不道。但周襄王没有办法，只好乖乖地来参加会议。对这一段历史，要是直说的话，应该是这样：晋文公违反礼制，坏了规矩，公然要挟周襄王必须到“践土”开会。周襄王无奈参会，正式承认晋文公的霸主地位。但这样写显然有问题，让周襄王很没有面子。一贯主张国家统一、“忠君尊王”的孔子肯定不能这么干。所以孔子用“春秋笔法”写到：“天王狩于河阳”。意思是，周天子“雄赳赳气昂昂”，车马浩荡巡视河阳，顺便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狩猎活动。孔子的《春秋》，就像标枪和匕首，对那些违反礼制、犯上作乱的人很有震慑作用。所以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而孔子也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我写了《春秋》这本书，后世会有人因此而理解赞美我，也会有人因此诋毁我，随便别人怎么看，写史的事情我还是要干”。因为孔子老用隐晦的笔法，搞得《春秋》很难懂，所以后来出现了专门注解《春秋》的书，分别是《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史称“春秋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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