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春秋》经的文字数量非常少，对于书写《春秋》的史而言，其挑战性的任务就是如何用及其少的文字去表达大义，尤其是在国君们所为是违背大义时。这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微言”就是用很少的语言，很少的字。而且，“微言”并非篇幅限制问题，而是文字的属性问题，当时文字的绝对数量就很少，无法与语言建立同步性对应，去完整地表达语言。甲骨文金文从文字性质上来说，都是“微言文”。
自春秋开始，中国就开始进入礼崩乐坏的历史阶段，天子国君们违背道大义逐渐开始成为常态。这样一来，《春秋》事实就成为通过批判天子国君大夫去维护大义的著作。唯有通过批判无道的行为，才能彰显道，彰显大义。因此，“微言大义”事实上就表现为“微言批判”。即只能使用数量极为有限的文字去批判。
当只能使用数量极为有限的“微言文”时，表达和批判就无法直接进行，这是就需要一些间接的表达手段，即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书法”。譬如，对该记录的事件不记录，对不该记录的事件记录，或者有意做一个虚假记录，等等。
更重要的是，由于《春秋》经文本身无法记录完整的信息，因此，在经文的背后，就存在着口耳相传的语言信息，与经文配套，两者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春秋》。到战国晚期，尤其是西汉，这些配套性的语言信息开始文字化，其结果就是《传》的出现。因此，完整的《春秋》是由《经》和《传》两部分构成。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本身也历史了革命性变化，由甲骨文金文式的“微言文”，演变为“文言文”。“微言文”和“文言文”的性质和形态存在根本不同，前者与语言的同步性较低，“文”的特征重于“字”的特征，后者与语言的同步性得到跃升，“字”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字”的特征大于“文”的特征。
中国“文-字”的整体演化路径是：文、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文”完全没有发音，完全与语言独立，“白话文”则完全与语言一致，是语言的符号化。“微言文”和“文言文”则居于“文”和“白话文”之间。
《春秋》的经文是由“微言文”写成，而传则由“文言文”写成。《春秋》的经和传不仅分别对应于两种不同的文字形态，而且也对对应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导致了《春秋》经的复杂性和混乱性。
尽管微言文本身出现在商朝，并在周朝被沿用，但是《春秋》的经文的直接成文则在春秋时代，这个时候礼崩乐坏已经开始，天子、诸侯大夫们背离礼、背离大义已经逐渐成为常态。用“微言文”写作《春秋》经的史家不得不通过各种间接的“书法”、“笔法”去批评，然后才能曲线地、含混地彰明大义。
因此“微言大义”以及“春秋笔法”事实上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微言文”的记载信息的能力太有限了。由于后人遗忘了中国文字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史，不明白“微言”以及“微言大义”、“春秋笔法”背后的历史背景，因为给其赋予了某种神秘化的东西。
《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这句话记录了两个层面的历史信息，一个“微言”层面，一个是“大义”层面。“微言绝”就是“微言文”这种文字形态消失了，不再使用了。“大义乖”是指背离、偏离大义。显然，刘歆和班固并没有在“微言”和“大义”间做出区分，而将两者绑定在一起。
从技术上说，微言文的消失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因为一种新的文字形态出现了，其信息表达能力比微言文大很多，这就是“文言文”。而且，“文”是载道的工具，理论上来说，“道”、“大义”本身并不会随着“文”的形态消失和变化而消失变化。但是，“文”形态的变化都是伴随着更深层更巨大的历史变化、时代变化。也可以说，文的形态的变化是更剧烈更深层的历史变化、时代变化的产物。而文形态变化背后的历史变化和时代变化则会对“道”和“大义”产生影响，导致“无道”、“大义乖”的出现。
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也是文形态的变化，想想看，当时的中国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这一变化的出现。因文这个距离我们很近，这段历史被清晰地记录下来。这变化可称为“文言绝”，之后依然是“大义乖”。可以用近代的“文言绝”的情况去想象年前的“微言绝”的情况。
春秋本来就是一个无道混乱的年代，而《春秋》经却只能使用极为有限而且非常混乱的记录工具和记录方法去记录。因此，经文的含混也就可想而知。那么经文的具体含义，就基本完全依赖于传。而传的成文则在战国西汉时期，势必又混入当时的时代因素，进一步加深了混乱。以致《春秋》出现了很多版本的传，各个版本之间差异很大。
最终有三个版本的传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在春秋三传中，《公羊》和《左传》特点非常突出，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中的影响也非常大，尤其是《公羊春秋》。
《春秋》是一部以宣扬“大义”为目的的历史记录，具备双重特征：历史和大义。“大义”就是“道”、“道统”。如果用现在的学科划分，《春秋》即是历史学，又是哲学，实际上还是政治学。其实，它既非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也非哲学和政治学，现代的学术体系无法去准确地认识《春秋》，《春秋》所属的学术体系与现代学术体系是两套根本不同的参照系。
《公羊传》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公羊学”，就是专门致力于揭示《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而《左传》恰恰相反，则偏重于补充历史事实。后人干脆说，《公羊传》，包括《谷梁传》属于经学，讲的是义理，而《左传》则是史学，将的是历史。当然，这并非说，《公羊》、《谷梁》没有补充历史事实，《左传》就不讲义理，只是前者所补充的历史相对较少，和讲理多，而后者则补充的历史事实多，而讲理少。
而事实上，自西汉以来，在《春秋》三传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就是最长于说理的《公羊传》。事实上，从汉至清这年的历史，就是以《公羊传》开始，也是以《公羊传》结束的。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开始，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则是结束。
董仲舒和康有为都是公羊家，董仲舒是官方化儒学系统的开创者，而康有为则是这个系统的破坏者。但是，比较戏剧和讽刺的是，康有为并非有意地在破坏，事实上他的真正目的是维护，但是历史的走向与他的初衷却是南辕北辙，历史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扇了他一个大大的耳光。
同时公羊家，汉初的董仲舒开创了官方化的新儒学系统，而清末的康有为则打碎了这个官方化的儒学系统。事实上，康有为所引发的最终是中国对自身传统信心的彻底崩溃。不久中国就开始了“打倒孔家店”和拥抱“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进而出现了对中国历史怀疑一切的所谓的“疑古运动”，一夜之间，中国的所有历史经典都成了骗人的假话。
在《五经》中，对中国历史直接影响最大者，当属《春秋》，又以三传中的《公羊传》为最。同时，《公羊传》在西汉的出现也比较早，汉景帝时胡毋生、董仲舒均为公羊博士。正是董仲舒的基于公羊学的“天人三策”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奠定了礼崩乐坏以后，中国新的政治范式和学术范式，这两个范式以后存续了多年，随着清朝的结束才宣告崩溃。（本文为《清朝学术与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字和学术简史》第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