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做“大先生”、教“大学问”、育“大英才”，是社会对教师的职业期待。多年来，学校广大教师牢记“为人师表”校训，以“大先生”为志向，用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即日起学校陆续推出“师院学者”专访，让我们一起走进身边学者，感受贵师院“大先生”的风骨与魅力。
近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对学校终身教授周复刚进行了专访，详情如下：
学者简介
周复刚，字方谷，号后来居主人。祖籍浙江绍兴，年生于贵州大方。本科就学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后又考入山东大学汉语史专业，师从殷孟伦先生。年起执教于贵州师范学院前身贵州省教育学院，主讲《训诂学》《古代汉语》《楚辞研究》等课程。著有《训诂学基础教程》《中国古典文学分类集成明代散文卷》等多部及《论训诂类比法》《论训诂统计法》等专业论文数十篇。曾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贵州省语言学会秘书长、会长，贵州省古典文学学会秘书长等。年起，享受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现为贵州师范学院终身教授。
访谈实录
Q
周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从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本次书面访谈。本次访谈缘起于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之托，对于我本人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请问先生是怎样与训诂学结缘的？希望简单了解您当年求学与工作的经历以及您科研的主要方向。
A
很喜欢“结缘”这两个字。“缘分”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我决定报考之后，就去招生办查各校的招生专业目录。这才发现：我原本喜欢的文学专业，多所招生学校列出的参考书目都是北大的本科教材，我所在的那个边陲小县不可能找到，反倒是山东大学汉语史专业指定的主要参考书正好是我在贵州大学念本科时的教材，一本都不缺，教材内容我也比较熟悉。于是便决定报考，并由此最终得以进入山东大学殷孟伦先生等一众名师的门墙；在他们精心教诲和终身荫蔽下，渐次走上了训诂学教学研究的道路。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艰苦、充实、也很快乐。说“艰苦”，是那时节还没有助学金，所有同学都在原单位领着微薄的工资。我自己的工资每月50元零5角，留一半在家养家活口，我用一半25元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具体艰苦成什么样子不必说了，只说毕业前夕的毕业鉴定小组会上，有同学表扬我说“周复刚学习很用功，因为从来没有见他上过街”。一句话听得我眼泪花花，我哪里是不想上街嘛！但其实最艰苦的也还不是我，同寝室的朱正义学长连我那25元都没有，他常常是买一袋馒头、一包咸萝卜干挂在床边，然后就一个星期不去食堂。直到医生警告他长期缺乏维生素要出大问题，他才挑了个黄昏时分去了趟菜市场，花一角钱买回来一堆扫地的青辣椒。我还听说有另外一位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上午进的图书馆，直到晚上图书馆要关门时，工作人员才发现他趴在阅览室的桌子上，早就没有了生命迹象，身边放着半个啃剩下的馒头，连人是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这就不仅仅是有点艰苦，简直就是万分悲壮了！
但那一段生活又真的极为充实而快乐。对“文革”以后招进来的第一届研究生，学校非常照顾，在许多方面都给予了和本校老师一样的待遇：佩戴的是和老师一样的红色校徽，允许在教工食堂用餐，在图书馆有权进入书库自己找书而无须在门厅查卡片。山东大学图书馆数百万册古今珍贵藏书，便是可以任由我们自由涵泳的海洋。更可贵的是：首次招收研究生的各高校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教育资源共享的关系，虽然我们就读的山大本身人才济济，拥有传说中的所谓“六大名教授”，包括“冯陆二君”（陆侃如、冯沅君）、“二殷”（殷孟伦、殷焕先）、“二高”（高亨、高兰）等一代名师，但外校许多久负盛名的老先生也都被特邀专程来济南为我们上过课。如北大的王力先生来过，讲了两周的《古代天文历法》；南大的程千帆先生来过，讲了两个月的《校雠学广义》。当时此书尚未正式出版，发给我们的是同名的油印本讲义。
必要时学校和导师还让我们“走出去”，课堂就是整个大中国。张汝舟先生在滁州开办半个月的天文历法讲习班，学校派徐超班长带着我去了，还给了一个任务：回来以后必须向所有没有去的同学传达所学内容。毕业前我的论文初稿出来以后，两位殷先生又分别写了亲笔信，让我去杭州大学找姜亮夫先生，求他指导。两位先生都说，我的论文研究《楚辞》词汇，而姜亮夫先生正是国内《楚辞》研究的泰斗，只有他能给我最好、最权威的指导。我带着两位殷先生的信和他们为姜先生贺寿的礼物到了杭州，得到姜先生热情的接待。在杭州待了半个多月，为的只是盼着身为省政协副主席，正忙着开“两会”的姜先生隔日一次上午9点到11点两小时的当面指导。结束时间到时，姜师母陶秋英先生便会过来提醒。姜先生的见解境界高远，识见超卓，他先后一共八次对我的当面指导，令我终身受益无穷；更加上我的老家贵州毕节紧邻姜先生的老家云南昭通，我们之间可以直接用家乡方言交流，在整个受教过程中心情特别舒爽。
毕业之前，殷孟伦先生又说，读完了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便亲自带队，领着我们大家浩浩荡荡地走了多半个中国。此行名义上既然叫做“文化考察”，当然也绝不仅仅是观山望景。记得在西安参观碑林博物馆时，有位张同学有急事需先走，走之前还委托我有必要时替他打打掩护。但他最终却没能出得去，回来说老先生搬张椅子坐在大门边守着，说是碑林博物馆至少看一天，谁也不准提前走。最后，也许是知道我们一天下来好辛苦，中餐也就是一个面包一瓶水肯定没吃好，所以那天的晚餐殷先生说是要请客，领大家去了当地一家四川饭店大吃了一顿。老先生对同学们父亲般的爱意，几十年后想起来依旧温暖如春。
三年的学业完成，该填写分配志愿了。殷孟伦先生让我直接填写山大，我心怀感恩地写了交上去。但随后研究生处的刘处长却对我说：“周复刚你那志愿就不要填了，你的母校贵州大学派人带着公函来济南，守在这里没走，明摆着就是要押你回贵州。”我当然明白，点名要我回母校工作的是我的两位恩师，一位是时任贵大中文系主任的蒋希文先生，他是当年为我讲授《古代汉语》的老师；一位是副系主任畲长虹先生，他是我当年的班主任老师，为我讲授的课程是《现代汉语》。他们召唤我回去，从道义上讲我无法拒绝，便欣然接受了。不料贵大的期望竟然被主管毕业生分配的贵州省教育厅直接无视，我最后被安排去了教育厅直接管辖下的，也是刚刚成立不久的贵州省教育学院。这是全省唯一的一所全日制成人本科高校，主要任务是提高全省在职教师的教学水平，同时解决部分教师学历未达标的问题。我曾经的那十年中学教师经历，被教育厅认为是担任这所学校教师的理想人选。于是，贵州大学校方长达数年的努力最终还是败给了上级机关的行政权力。
但我很快便发现，在这所成人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其难度远超一般普通高校。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普通高校的教育对象是刚刚毕业的高中生，而这所教育学院的教育对象是那些高中生们的老师。他们大多已有多年的教龄，许多人早已拥有了中学教师系列的中级甚至是高级职称，也是桃李满天下的人；其中许多人还有著作，有荣誉，有领导职务。他们满怀求知的希望而来，不是随便可以打发的人，传统的照本宣科的那一套简单的教学方法，对他们恐怕是不适用了。这对我是一场挑战和考验，工作上也给了我很好的变革机会。在组织制定教学计划时，我比较大跨度地强化了各门课程的专业深度。对于语言类课程，在专科系统学完《古代汉语》的基础上，本科阶段又增开几门了必修课，分别是《汉语文字学》《汉语音韵学》《训诂学基础》，有合适师资的时候，还会增开《古汉语语法》，也是必修课。这一套课程组合下来，学生的在中国传统语言学方面的专业素养得到较大提高。学生多数也大多表示很满意，认为学有所得，不虚此行。
我承担的课程主要是部分《古代汉语》和全部《训诂学基础》。因为是必修课，所有学生都听过我的《训诂学》课，我便因此成了那些年国内高校讲授《训诂学》课程最多的教师。我主编的教育学院系统教材《训诂学基础教程》，光在贵阳就先后重印了一万二千册，到我自己退休前，就已经全部用尽。训诂学教学过程中，我努力突出两个重点：筑牢基础、讲求实用。《说文解字》是所有学生必备必读的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力《同源字典》等是倡导部分有意深造的同学通读的书，相当多的同学都读过了。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每一个班都有不少同学专门讨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训诂问题。
贵州教育学院作为成人高校，是一所教学型而非研究型的大学，在科研条件方面有天然的不足。没有国家项目申报的渠道和机会，没有研究生培养的任务，个人科研过程中没有项目经费，没有助手，没有出版补贴，出成果的机会受到了较大限制。但同时也有许多好处。特别的教育对象，要求特别的教学目标和特别的教学方法，教学相长，极大地促进了教师的理论思考与教学创新。学校对我外出参加学术活动，多年来总是一路绿灯，大力支持。对于中国训诂学会，我几乎是每会必到，也因此几乎成为学会新世纪前参会最多的会员之一。我还可以借助于学院的支持，在贵阳编辑出版了当时国内唯一的学术期刊《训诂教学与研究》，年休刊以前，所出的每一期都向全体会员免费寄发。详细情况后面再说。也承办过中国训诂学会年贵阳年会和中国语言学会年贵阳年会和中国屈原学会年贵阳年会。
我个人科研主要有下面几个方向：一是训诂学的理论探讨，已发表的代表作有《段氏说文注训诂方法论试探》《戴震转语二十章序刍论》《声训论略》《声训依据与音义关系》《论正反同词及其语言性质》《论正反同词的逻辑分类》《论训诂引据法》《论训诂考证法》《论训诂统计法》《论训诂类比法法》《殷孟伦先生训诂学思想述略》《训诂经学附庸辩》等；二是训诂学的实际应用，已发表或出版的主要代表作有《训诂学基础教程》《新编标准中学文言注译》《中学古诗文注译评析》《训诂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三期连载）《文学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三期连载）等；三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重点是《楚辞》研究，已发表或参与撰写出版的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文库精华明代散文选注》《中国文学宝库唐宋词精华》《楚辞称名与结集内涵之嬗变》《楚辞校勘述例》《离骚辨义》《楚辞灵修解》等；四是古籍整理与历史文献研究，已发表或参与撰写出版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文白对照诸子集成颜氏家训》（与陈绂合作）、《中国茶典史料篇》（约40万字）、《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笺异述评》、《莫氏家藏本〈纲鉴正史略〉刍议》、《莫氏小学四种评介》、《〈黔诗纪略〉刍论》等。
程千帆先生在南京
Q
先生从事研究或工作的道路上，对您影响最大的学者哪些?您能具体谈一谈吗？
A
对我毕生研究或工作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本师两位殷先生。在山大内部，殷孟伦先生年长些，大家都习惯称他为“老殷先生”，而把殷焕先先生称为“小殷先生”。我们这届汉语史研究生是两位殷先生联名招来的，虽然又细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但绝大多少课程全都是在一起上。
两位先生授徒的方式颇有差异。老殷先生除了上课，还喜欢叫同学们去他的家中。师徒们常常全天候地“泡”在一起，功课之外，还常聊那本书上都不会写的学林掌故，足以长见识，增智慧，大开眼界。眼看快到饭点，同学起身告辞，先生却不准走，说师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若我们不吃，师母不好收拾。大家于是只好坐下吃饭。饭后，先生说他需要午睡，让我们自己找书看。于是各人手持一卷，守在老先生床前默默地看，连翻书的声音都不会有，安静极了。先生大约三点左右醒来，洗一帕脸，泡一杯茶，又开始了下午的聊天功课。晚饭同样是非吃不可的，饭后继续聊到九点左右。这回告辞，先生便不再挽留了。
小殷先生似乎更喜欢课堂教学的方式。课表排上的课就不说了。有时候明明课表上没有课，大家正好想着午觉可以多睡一会。不料下午三点前后，中文系的教学秘书在楼下大声喊我们快快起床去教室，说小殷先生要上课，已经在教室里面坐等我们了。匆匆赶去教室，果然看见小殷先生笑眯眯地坐在讲台上。先生讲的《音韵学》，讲的是他在这个学科领域一辈子的积累和思考。他总是提来两捆书放在讲台上，却几乎没有时间去翻开那些书。他就这样天马行空、如数家珍地讲着，讲着，显得很陶醉、很快乐。真没想到令人纠结的音韵学，在先生的讲述中，竟然会如此条例清晰，妙趣横生。夜幕低垂，同学们已经没法记笔记了，但先生依旧忘情于他那神奇的世界中，不知夜之将临。但班长也不敢过去打开电灯，因为班长知道，一旦开灯惊醒了先生，他便要宣布下课了。黑漆漆的教室里，只听见先生带着笑意的讲课声，只看见先生偶尔猛吸一口香烟时被火光映红的半张脸。
从两位先生身上，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敬业，什么叫挚爱，并且很自觉地在自己的工作中努力地去追步前辈的精神。
山大学习期间的师生合影
前排左起：张可礼老师、马松亭老师、殷孟伦先生、殷焕先先生、徐超、吴庆锋
后排左起：冯春田、赵伯义、路广正丶周复刚、朱广祁、吕长仲、朱正义、张云衡
Q
先生是汉语史专业出身，又研究古典文学，能否介绍下汉语史、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学等之间的关联？
A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清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文学便是语言的精神与灵魂，语言便是文学的躯体。语言属于历史范畴，我们面对的所有言语作品，其语言形态都是历史语言，都需要以文献作为载体。没有可靠的文献载体，便没有明晰的语言形态，也就没有可信的文学精神。正因为文学和语言相为表里，不可分割，所以国内几乎所有高校的中文系（文学院）都设置有“语言文学”专业，相应的教学计划中，也必定包括了语言类和文学类两类课程。同时，《中国古典文献学》也是必然会有的。
但有的青年学生或学者却不明智地将语言和文学分割开来，在求学阶段就开始“偏科”，声称自己只喜欢其中一样，因而忽略另一样。到了出来工作以后，依旧偏执于一端。偏执的结果，自然是残损与缺失。我们常常见到许多文学注释类的著作的惯常操作，当其作者面对某一疑难词语解释时，往往杂引诸家，然后声称“诸说皆可通”。这种处理方法有点不负责任。所谓“诸说”之间假若并无矛盾，还有可能形成互补关系；要是“诸说”之间互相抵牾，那就不可能全部成立了。写书的人自己不能明辨是非，却还要“甩锅”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处理。读者要是能达到自己可以抉择判断，为什么还要去读你的书？训诂是科学，它努力追求的是唯一的正解，不承认什么“诸说皆可通”。
我曾为友生梁占先的《诗经语言文化研究》写过一篇序言，谨引述其中一段以作结：
观其研究内容，尤多感概。当代学术分工日细，虽云“专家”辈出，常见偏安一隅。论文学者每忽视语言，谈语言者辄轻诋文学。得一脔便沾沾自喜，以为满鼎之香，不过如此。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桃源中人，不知有汉。梁君深知文学语言固相为表里，不可偏废。乃形而上者论文学之源流大势，形而下者求语言之精微蕴含。令所言文学，皆有根之木；所论语言，皆有灵之玉。梁君笃好文学，亦重语言。学生时代，即与友人合作，将传统语言学根砥书《说文》《尔雅》《方言》《释名》逐一解析，所得匪浅，今日一用，便见非常。固本书内容，实可谓之“通”。本书价值，此其三也。
年，殷孟伦先生亲率诸生外出文化考察。
摄于南京至重庆江轮上。
Q
训诂学被称为“冷门绝学”，先生是如何看待训诂学的学科特点、作用及体系结构？
A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两个概念。
前修言及“训诂”二字，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动词，意谓“以语言解释语言”的具体行为实践；一是名词，意谓以“明其义例，论其法式”为特征的学术门类。若论训诂实践，它一点也不“冷”，一点也不“绝”。因为训诂行为与语言活动相始终，人类一旦有了语言活动，便必然会随之产生解释的需要。古者八岁入小学，一年视离经辨志。这“离经辨志”已经是标准的训诂实践了。《易传》的“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已经是标准的互训形态了。直到现代，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每，年都会产生一批新词语，无论是“内卷”、“躺平”，还是“核检”、“清零”，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难免会有解释的需要。
至于以学术门类存在的训诂学，则是在总结概括了人们长期训诂实践的基础上稍后产生的。判断一门学术是否正式产生，有三项最低标准：一是已经拥有一套相对成熟的训诂方法；二是已经拥有一套基本稳定、基本够用的训诂术语；三是拥有一批杰出的训诂学家以及训诂学专著。根据现有的历史证据，成熟的训诂学正式产生的时间不会晚于汉代。
训诂学一开始便是以工具学科的性质面世的，求实、求真自然成了它的终极追求。训诂既然以解释语言为己任，而人的语言活动又无所不至，故训诂实践便不会存在任何禁区，也不该有任何偏好。当经学被政治力量推毂成为显学的时代，训诂实践与训诂学当然需要大量服务于经学，并借助于经学的政治力量发展壮大了自己，实现了与经学的“双赢”。《尔雅》与《春秋三传》都被列入“十三经”，这便是种双赢的体现。但有人因此说“旧训诂是经学的附庸”，这种判断并不公允。且看当今之世，经学早就不再“昌明”，但是人们的训诂实践消停了吗，训诂学消亡了吗？如果我们利用训诂学去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水平，难道也要被说成训诂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附庸吗？
年在贵阳与殷焕先先生合影。
Q
先生认为现代学者做学问与老一辈或古代学者有什么不同？当前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发扬传统学术？
A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前人的人生经验不可能被简单地复制与应用。每一代人都生存在属于自己的特定时空，凡前人的经验，皆只可借鉴，不能照搬。但对于训诂学来说，对前人的经验却要加倍重视，虚心学习，认真借鉴。因为训诂学的工作对象大多是历史语言，古代学者去古未远，他们对古代语言的理解与诠释有可能比我们更加精准。古代学者外界干扰较小，治学比较专一，既不考外语也不评职称，既不看电视也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