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是先秦子书中常出现的概念，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当他回顾历史时曾说三代太平之时，“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到了春秋时代，王权衰弱，五霸崛起，“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所谓的“五霸”就是那些能够召集诸侯来讨伐其他诸侯的霸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天子大权旁落，就需要有诸侯霸主出来主持局面，建立“尊王攘夷”的事业。
所以，真正的霸主必然是这样的——第一，他有实力“搂诸侯以伐诸侯”，能带领天下诸侯去讨伐那些背离王室的反叛者；第二，他能秉持正道，讲究公义，而不是欺凌弱小，务求吞并。对于这样的霸主，孟子只提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齐桓公。孟子眼中的霸主是“搂诸侯以伐诸侯”者《孟子》所提到的春秋霸主孟子说：“五霸，桓公为盛”，认为齐桓公是春秋时代最典型的一位霸主。
对于齐桓公的历史功绩，《国语·齐语》中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说齐桓公“忧天下诸侯”，先后平定鲁国内乱、复兴卫国社稷，还为了燕国而北伐孤竹，“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齐国通过广施仁义，致令天下归心，获得众星拱月的地位。于是，桓公继续“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重建了自周幽王被杀之后一度陷入混乱的华夏秩序。
接着齐桓公率领诸侯之师讨伐楚国，责以不朝贡王室之罪，楚成王只得派屈完与诸侯会盟，承诺进贡天子。之后齐桓公又使军人城郑南之地，东发宋田，西夹两川，使得楚人不敢再欺凌中原小国。
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与诸侯会盟，共同发誓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实现了“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梦想；他又命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真正做到了“尊王攘夷”。在当时，齐国的武力不可谓不强，它曾“一战而服三十一国”，不仅北伐山戎、南摧强楚，而且还东征海滨、西服流沙，有着兼并天下的实力，但齐国却并不鲸吞他国；正因如此，所以孟子把齐桓公与“今之诸侯”进行比较，认为那些恃强凌弱，只求吞并土地的侯王不配称为霸主。
孟子认为《春秋》是一部记载“齐桓、晋文”之事的史书，显然晋文公在孟子看来是另一位霸主。
晋文公虽然在位不到十年，但他几乎做到了齐桓公四十多年来所做到的事。晋文公刚即位的那年，王室就发生内乱——周襄王被驱逐出京师，逃到了郑国，他分别向鲁、秦、晋三国求救。在狐偃的建议下，晋文公率先举兵勤王，护送周襄王回到京师；三年后，晋文公率领诸侯之师在城濮大败楚军，献俘于王室，获得“取威定霸”关键战役的胜利。当年六月，又率诸侯朝拜天子于温，完成了“尊王攘夷”的伟业，故而晋文公是第位二霸主。“尊王攘夷”是霸主的核心要求什么样的君主才能称为霸主？《孟子·告子》里提出了“五霸”这个概念，但并未说出齐桓、晋文之外另外三位霸主的名字。书中还记载淳于髡的观点，说：“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对此，孟子不置可否，似乎秦穆公是第三位霸主。
《墨子·所染》中也提出了另一种“五霸”的说法，认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才是“五霸”，而秦穆公不在其中。《墨子·所染》显然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因为里面提到“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宋康王是宋国最后一任君主，死于公元前年，此时距墨子生活的年代早过了一百多年，如果《所染》是墨子写的话，不可能提到这个人。
《荀子·议兵》中所提的“五霸”版本与《墨子·所染》一样，这说明把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并列为“五霸”是战国后期人们较普遍的看法。《韩非子》里也提到“吴诛子胥而越勾践成霸”、“楚庄举孙叔而霸”，把楚、吴、越这三个春秋时代的“蛮夷之国”称为霸主。这表现的就是战国末期人们的观念——谁最强大，谁就是霸主，与是否“尊王攘夷”、是否坚持正道公义毫无关系。战国人所说的“春秋五霸”荀子的“五霸”理论中还有些儒家的因素，他认为“霸道”次于“王道”，但优于“亡国之道”。霸主的特征是“重法爱民”、“不欺其民”和“不欺其与”，只有不崇尚权谋诡诈，不讲究唯利是图，这样才能取得百姓的信任，进而威动天下，强殆中国。韩非子则说：“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也成矣。”“霸道”的核心被说成国富兵强，而与天下之大利、万民之休戚无关，因为韩非子已经露骨地说“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了。为此，只要能实现国富兵强，就不惜采用严刑峻法、权谋诡诈，此所谓“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以致霸王之功。”
显然，战国人已经简化了“五霸”的概念，本着强者为霸的原则来挑选“春秋五霸”，但这种挑选方式是不够严谨的。
第一，春秋时代以《春秋》一书的编年为划分依据，《春秋》叙事终于公元前年，差不多十年之后勾践才吞灭吴国，开始称霸。因此，勾践并非春秋的最后一位霸主，而是战国初期的第一位霸主；
第二，楚庄王从未会盟诸侯，也不曾做过盟主，不像齐桓、晋文那样具有“搂诸侯以伐诸侯”的实力，而就连宋襄公与吴王夫差都曾做到了这点——襄公与夫差尚且不入“五霸”之列，庄王何以能入选？楚庄王虽然在邲之战中击败了晋军，但晋景公并未失去霸主的地位，诸侯也没有去晋朝楚。直到楚灵王时期，楚国才命伍举去晋国请求晋平公批准诸侯与楚王会盟于申，在晋国的许可下，之后楚国才第一次“搂诸侯以伐诸侯”，率领诸侯之师去讨伐吴国。
因此，从年代上看越王勾践不属于春秋五霸，他称霸时已进入战国时代；从实力上看，楚庄王也不属于，当时的楚国并不比晋国更强。正因如此，《吕氏春秋·简选》将楚王与越王排除在外，提出另一个版本的“五霸”，说：“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汤、武、齐桓、晋文、吴阖庐”。勾践称霸时年代已入战国时期从“五伯”发展为“五霸”《左传》记载，鲁成公二年（公元前年）晋景公出兵攻破齐国，齐顷公派宾媚人出使晋国，乞求割地赔款以求和。晋景公不同意，于是宾媚人便讲了一番道理，其中提到“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云云，指责晋景公不能像“五伯之霸”那样顺从先王，不贪恋领土，做好诸侯盟主的榜样。这是“五伯”这个概念在《左传》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可见在春秋时代，人家就已经有了“五伯之霸”的说法。晋人杜预在注解时列出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五伯”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又说“或曰：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显然这是杜预的推测，但可以确定的是，“五伯”这个概念里没有吴王与越王，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宋襄公曾率领诸侯讨平齐国内乱，并且主持了乘车之会，然而在这次会盟上他却被楚国俘虏；之后又于泓之战中惨败受伤，不仅“尊王”的事业没做成，“攘夷”就更谈不上了。秦穆公虽然独霸西戎，但他统治的前期遇到齐桓公，后期又与晋文公、晋襄公同一时代，被晋国屏蔽在外，始终未能逐鹿中原。因此，将宋襄公与秦穆公列入五伯之中，不能服众。“春秋五霸”的另一种说法其实，所谓的“五伯”应是诸侯之长的意思，意指天子所认定的第一诸侯，所以他们不可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时称长。在春秋时代，据《左传》记载，有三位诸侯得到天子的殊礼，第一位是齐桓公，公元前年，周惠王“命召伯廖赐齐侯命”，杜预注曰“命为侯伯”，所谓的“候伯”就是诸侯之长；第二位是晋文公，公元前年，周襄王“策命晋侯为侯伯”；第三位是晋景公，公元前年，晋军攻陷齐国，景公命巩朔献捷于王室，周定王用“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来礼遇晋国的使者。宾媚人对晋景公说到“五伯”时，显然未把后者列入。所以在“五伯”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之时，应指“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这四位晋景公之前的侯伯。《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任周幽王的司徒，那时候齐桓晋文还未出生。有一天，郑桓公与史伯讨论国家盛衰，史伯说道：“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可见，在齐桓、晋文这两位“周伯”出现之前，已经有了昆吾、大彭和豕韦三位“侯伯”了，他们出现在王室衰微的时代，作为诸侯之长来主持局面，所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史记·楚世家》又说：“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印证《国语》的说法。“五伯”跨越三代，“五霸”仅限春秋“春秋五霸”究竟是哪五位诸侯？后人在“五伯”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将时间限定在春秋，进而产生“春秋五霸”的说法。然而，从《左传》和《国语》的记载来说，“五霸”应是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与晋悼公。
《左传》说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于鲁庄公十五年“始霸也”，为第一霸；《左传》又说晋文公以诸侯朝天子于衡雍，献楚俘于王室，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为第二霸；《左传》记载子大叔的话，说：“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故晋襄公为第三霸；《左传》记载鲁季文子称晋国“大国制义以为盟主”，而晋景公身为“霸主”，不应二三其德，以免失诸侯之心，故而晋景公为第四霸；《国语》云晋悼公之时“诸戎请服，使魏庄子盟之，于是乎始复霸”，于是晋悼公为第五霸。
“尊王攘夷”是霸主必须完成的事业，齐桓公南征北伐，平戎于周；晋文公讨平王子带之乱，又击败楚蛮，重振华夏；晋襄公大败秦军，朝拜天子，破狄于箕，延续文公的霸业；晋景公为周定王讨平戎难，当齐国侵略鲁国时，又率诸侯之师围攻齐国，最终献捷于王室，使晋国霸业未失；晋悼公当国家内乱之后，重新谋求复兴，最终北和诸戎，西平王室，九合诸侯，独霸天下，是春秋时代最后一位做到“尊王攘夷”的盟主。因此，在《左传》与《国语》的记载中，真正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和晋悼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