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被誉为中国最早的的编年体史书，被列为儒家的重要典籍，主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间的鲁国历史，因而这本书也是鲁国的编年史，《春秋》还有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麟经》，它的写作手法词语简练，对历史事件的描写言简意赅，全书共计一万八千余字。由于《春秋》语言精练，于是便出现了对它诠释的作品，被称为“传”，最著名的就是“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其中《春秋左氏传》是春秋晚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此书又被称为《左传》或《左氏春秋》。左丘明和孔子是同时代人，因而对春秋的诠释势必比后人更加准确和真实，而且孔子对左丘明的评价很高，两个人的性情也十分相近，《论语·公冶长》中记述的就很好证明了这一点：“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拿自己与左丘明同类并举，足见孔子对左丘明的看重，如此说来，左传才能真正体现孔子的真意。作为史官的左丘明在诠释《春秋》时充分重视真本书的历史价值，在历史事件的描绘上加重的笔墨，左丘明尤其擅长叙事，在叙事历史事件时，条理清晰。内容详实，使得人们对春秋中所提及的那些事有了更好的了解。此外，左传在刻画人物和记述辞令方面十分突出，描写人物时细致入微，而在描写辞令时又言辞巧妙，鞭辟入里。正是左传的这些特点，弥补了春秋作为史书的不足，同时左传的艺术表现力也比春秋更为优秀。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在《春秋》的经文后面附上《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的传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也都是这三传。对于孔子为什么要编辑《春秋》，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解释。《史记》中是这样描述孔子动机的：“余闻董生曰：周道衰退，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名也。”从司马迁的态度来看，孔子编辑春秋是因为周道衰微，诸事不行、道德不在，与其说一些没用的说教，不如让真实的事件说话，以此警戒世人。由此可见，孔子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记述历史，而是要以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事件来警示世人，周礼已经不复，希望世人能够回归到周初的礼制之中，因而孔子的倾向性已经十分明确，能够恢复周礼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这样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产生了重要影响。《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所以说读春秋不如读《左传》。胡适曾经说：“春秋这部书，只可当做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看书，却不可当做一部模范的史书来看……”可以说，胡适一语道破了春秋的写作目的和内在价值。《春秋》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古往今来有不少人对春秋进行了阐释，不断探求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有人提出将《春秋》亦经亦史来看待，这似乎更契合孔子著书的本意，能够让人更好的来认识这部书、读懂这部书。《春秋》是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一件瑰宝，是值得后人不断研习和探索的一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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