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一部记载鲁国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它所记载的这段历史时期，后世称之为“春秋时代”，“春秋时代”这个名称的由来，便是因为《春秋》这部书。
《春秋》的批注本不过，在当时并不是只有鲁国记载自己历史的书才叫作《春秋》，其他一些国家记载自己历史的书也常常叫作《春秋》，在《墨子》这部书中，就提到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可见，“《春秋》”本来是当时各国史书的一个通称。因此墨子说他曾见过“百国《春秋》”。也有国家把本国史书另起名字的，如晋国的叫《乘》，楚国的叫《梼杌》，它们和鲁国的《春秋》是性质相同的书。所以《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那为什么各国记载历史的书，名字要叫作“春秋”呢？因为各国这些记载历史的书，基本都采用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写的方法来书写历史，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编年体”，年代有先后，一年之中也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先后，于是错举春、秋二季之名，用来通指一年。历史总也是一个春夏秋冬之后，紧接着又一个春夏秋冬，于是“春秋”成了史书的代称。也有学者认为，在上古时期（西周之前），一年只有春、秋两个季节，所以用“春秋”来指一年。
记载鲁国历史的这部《春秋》，过去认为它曾经过孔子删定和整理过，这个说法开始于战国时候的孟子，其后许多学者也这么认为；现代有学者认为《春秋》这部书其实本即鲁史，和孔子没有什么关系，至多孔子曾把它作为教材来教过学生。
孔子《春秋》的记事起至，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始于鲁隐，绝笔获麟。即开始于鲁国国君隐公元年（公元前年），结束于鲁国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年），一共年。在鲁哀公十四年，《春秋》中记载说：“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哀公十四年的春天，在西边狩猎时捕获了麟。麟，被认为是一种灵异吉祥的动物，本来是有了圣王才会出现的，而现在它出现的不是时候，且鲁哀公也不该捕获它，所以《春秋》的作者便搁笔于此，不再写了。
《春秋》记载的内容，大多是政治活动，也有少量自然现象。大约征伐占40%，会盟占20%，朝聘占20%，祭祀、婚丧等占10%，日月食、星变、地震、陨石、雨雪、水旱灾等占10%。《左传》中说“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就是说，那个时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祭祀和战争，这两种事，成为了当时各个诸侯国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偏重于记载政治活动，这也是中国历代史书的一个特色。
《春秋》不仅记载鲁国的历史，也记载周王和其他诸侯国的历史，所以钱穆先生说它是“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世界通史”。
但是，《春秋》记载历史十分简略，还有记载缺漏的地方。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一共年的历史，记载文字总共也只有一万六、七千字，记载一件事最短的只用1个字，最长的也仅40多个字，而且措辞也比较隐晦，这种隐晦地通过选择不同的字词来表达褒贬含义的书写方法，被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有时很不容易读明白，例如同是记载征战，有伐、侵、战、围、救、取、执、溃、败等不同的用词，于是就出现了专门解释、阐发《春秋》的书，也就是所谓的“传”----《春秋》也就被称为“经”了，如前所述，这样的书流传到今天的有3部，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它们合称“《春秋》三传”。
三传之中，《公羊传》可能在战国末期已成书；《谷梁传》中有大量转录或增添《公羊传》的内容，成书较晚一些，大概这二传都是到了汉代才写定下来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常常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来解释《春秋》，喜欢从中阐发政治、道德上的微言大义，这是它们的显著特点。此二传在汉代由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被称为“今文经”，受到尊崇，被朝廷立于学官，设有博士，成为当时的官方“《春秋》学”，尤其是其中的《公羊传》，特别受到重视。
而《左传》的成书要比《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要早，大概在战国的中前期，有资料表明《左传》在战国就已开始流行，许多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并引用其中的文句。但是在汉代，《左传》并不流行，只在民间个别流传，和《公羊传》、《谷梁传》是官学不一样，它是民间的私学。西汉末年有一位学者刘歆，在汉王朝国家图书馆看到了这部还是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左传》，非常喜欢，他极力想让朝廷也把《左传》立于学官，设博士，但最终也没有多大结果。据说，刘歆一家人都喜欢读《左传》，他的父亲爱读，他也爱读，甚至连他家里的子弟、家眷、仆人，都会哼唧。由于《左传》是用汉代人已不太能读懂的战国东方六国的文字写成，所以被称为“古文经”。和《公羊传》、《谷梁传》相比，《左传》更注重史事的记载，整部《左传》大约18万字左右，是三传中文字最多的。
《左传》在西汉虽然不被认可，但经过刘歆等人的努力，到了东汉以后开始逐渐受到重视，许多大学者如郑众、贾逵都为《左传》作注，认为《公羊》义短，《左传》义长，三国时的钟繇戏说《左传》是太官家，《公羊传》为卖饼家，可见在魏晋以后，它们彼此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反映了《左传》的价值逐渐被学者们认可和肯定。
虽然有刘歆的努力，但《左传》在汉代却并没有得到当时官学的认可，原因可能很多，其中原因之一是，西汉时人们只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才是《春秋》的传，许多人认为《左传》并不是《春秋》的传，甚至到了近现代，也有学者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左传》和《春秋》的关系，在汉代就有学者比喻为犹如衣之表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汉代的桓谭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户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有了《左传》，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春秋》；反过来，有了《春秋》，也才会把《左传》读得更明白。
我们今天阅读《左传》，会看到《左传》中包括进了《春秋》这部书的内容，也就是说，已是一个“经”（《春秋》）和“传”（《左传》）的合编本。不过在早期，大概在西晋之前，《春秋》和《左传》其实是分别单独流传的，到西晋时杜预为《左传》作注，才把经、传合编到一起。
《左传》的记事，和《春秋》一样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但一直记到赵、魏、韩三家灭晋（公元前年），比《春秋》下延28年。《左传》里的《春秋》，记事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年），最后一句是“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这和《公羊传》、《谷梁传》中的《春秋》都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不太一样，一般认为这是孔子弟子在孔子死后，补记了两年到孔子去世为止，所以《春秋》的下限，一般不把这两年计算在内。
《左传》虽然解释《春秋》，但并不为《春秋》所拘泥。在《左传》中，有一些无《传》之《经》，也就是说《春秋经》里记载有某事，在《左传》中却毫无解释；在《左传》中还有很多的无《经》之《传》，也就是说在《春秋经》里并没有记载某事，在《左传》中却有记载。有的时候，《左传》和《春秋》的记载还会出现一点矛盾，一般来说，这种时候往往是《左传》对《春秋》记载失误的地方进行了纠正。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是鲁国人左丘明。《史记》中说，鲁国的左丘明担忧弟子们在读《春秋》时出现误解，失去了孔子的原意，所以写了《左传》专门来解释《春秋》。关于左丘明这个人，历史上确有其人，《论语》里就记载有孔子谈到左丘明的话：“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不过，关于左丘明这个人本身还存在许多争论，问题很多，例如他的名字，有人说他姓左名丘明，也有人说他复姓左丘名明；又如关于他的时代，有人认为他比孔子早，有人认为他和孔子同时，也有人认为他是孔子的学生，时代要晚于孔子。不管怎样，实际上都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表明他就是《左传》的作者。有学者认为，《左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代的儒家别派中的某一人；也有学者认为《左传》的作者可能是战国的吴起。在今天，这个问题，恐怕还很难有定论，还有待于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