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白癜风QQ交流群 http://www.guanxxg.com/news/roll/1564667.html尽管《春秋》是孔子“作”还是“修”，还有许多争论，但《春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可称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源头，却是无疑义的。可有意思的是，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却从来没人说他是“史学家”；《春秋》是史，更是经，其作为经的地位远大于史。那么《春秋》为“经”，到底给中国传统史学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呢？一、“史义”的发端人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史书留名，则成为一种形式的永生。古往今来的“大人君子”都很在乎身后之名，愿将自己的姓氏与行事刻写于金石典籍之上。青史留名，是“肉食者”的特权，而史上之名如何，也成为对公共利益负有重大责任者（如君主）进行鞭励的一种精神手段。这在中外并无二致。在古罗马，当一位大人物故去后，通过法律手段，将其从集体记忆中抹去，甚至构成一种刑罚，叫作“记忆抹杀之刑”；而遭刑者——多数是罗马皇帝——的名字及其生前勋业，被从神庙、纪念碑和官方记录中系统删除，不啻于来自身后的诅咒，故记忆抹杀之刑又称“除忆诅咒”。相比简单粗暴的“抹杀”，古代中国人更加重视“实录”。春秋时晋国太史董狐，直书权臣“赵盾弑其君”，孔子就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事见《左传·宣公二年》）史家所讲的“书法”，就是历史如何被记录的问题。“史实”本身是客观存在，然而真实的历史（“客观真实”）没法原样复制重现，当它以某种介质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并进行传播时，却是主观性极强的意识活动，有其特定的价值指引。历史著作（包括编年、传记、传说、故事等）可能与史实本身相去甚远，或被赋予了新义；这种经过删选、再造之后呈现的“真实”，传播学上称为“媒介真实”。现代史学认为，历史是被不断构建甚至是“创造”的。作为中国最早一位确知姓名的“记史者”，董狐恰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当人们众口一词地赞美董狐“不隐”的良史之德与勇气时，竟然忽略了，董狐唯一可知的一次记史活动，却非实录——弑君者并非赵盾！赵盾责问他，弑君者不是我，你为何写我弑君？董狐说，作为执政大臣，你没有及时讨贼，这口锅就该由你来背——他还将不实的记载“示于朝”。董狐以堂堂之“义”歪曲了史实，违背了“实录”与“信”的基本原则。显然，孔子以“良史”之冠加诸董狐，本不在表彰“董史”真实可信，而在董狐知“义”，敢于化史笔为挞伐上位者之鞭，发扬了历史的惩劝功能。孔子在自己的撰述实践中，将此义作了更大的发挥，形成了影响巨大的“一字褒贬”和“微言大义”，为中国传统史学立下了新的范式，影响至为深远。二、《春秋》是讲“理”的书《春秋》是“五经”中唯一一部史书。孔子曾说，“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作《春秋》。史籍是记事之书，当善序事理，不可过惜文字，然而《春秋》最为显明的特点，却是文字异常简晦，而且“文义隐约，褒贬难明，不能使人速晓其意”。这可能是春秋时各国史书的共同特点，好比董狐既然强记“赵盾弑其君”，晋史必无详细的附注与说明，否则“赵盾弑君说”就立不住脚了。在这个意义上，史书记事太详，可能有违于“义”（或使义露出破绽），反而史事晦涩不明，有利于论说的展开。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孔子不是史官，他怎么会，或说有什么资格去做“删订”国史的工作？孔子主张“正名”，由他来修史，颇有越礼之迹。多条记载表明，当时鲁国国史是可供借阅的。孔子可能出于讲学的需要，将鲁史（就叫《春秋》，“春秋”也是先秦史书的普遍用名）加以删节，编成一本“极简”的历史教学大纲。孔氏《春秋》愈发简约，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区区万八千字就写过了，要者，在孔子授课时作“举一反三”的阐发。《春秋》散乱破碎的历史，不过是供孔子编缀“义理”的布头罢了。庄子就说，“《春秋》以道名”。历代学者多认为，《春秋》是一部“说理”书。它最大的特点及创新价值，就在于前所未有地将儒家核心价值观（道、大义）系统地灌注于一个长时段的“天下历史”中，并对其进行了重建与改造。把史书变为“讲理”的工具，虽然前有董狐的发微，孔子才是集大成者。《春秋》经孔子手泽，成为第一部“有纲领”的史书，这是各国“断烂朝报”式的官史档案无法比拟的。在这本书里，孔子充分发挥了一个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的东西。所谓“笔法”，就是历史书写的“书法”，即如何认识并建构历史的方法。孔子修史有方，他以所尚之政治观念为标准，对旧史进行了重新“整齐”，甚至不惜违背史实加以改写。譬如南方的吴、楚不服于周，自立为王，《春秋》将其贬称为“子”，于是“吴、徐（楚）并僭，天下三王”的实态，被它硬生生捏成了一王（周天子）独尊；又如《春秋》有名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凡遇尊亲贤者，皆为之“讳”（如将周天子羞辱地参加诸侯的盟会，讳作“出狩”）。讳即是“隐”，这以孔子自立的“不隐”的良史标准论，岂非大大的违谬？孔子直可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老祖宗了！论者常曰，“历史是政治的婢女”，始作俑者，莫非夫子乎？三、史书须“与圣人同”《春秋》之后，另一部有纲领的大书，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也有着强烈的义理观，该书创设“本纪”以尊王者，另设“世家”与“本传”以容纳诸侯与臣，使汉武之前的三千年之史，排比秩然而有统系。《史记》以人为中心，而“君君臣臣”在史中皆有次第，这就是“正名”，蕴含了“尊王”的意识，这才是纪传体为后世所承袭，并成为“正史”标准史体的根本原因。司马迁作《史记》，自称“继《春秋》”。它虽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得到“实录”的评语，却也受到“不与圣人同，是否颇谬于经”的责难。这就使《史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人所重，反为东汉班固仿其体、续之而作的《汉书》凌压其上，而《汉书》最大的特点，正在重义理，以“尊本朝”为其采择史料并重塑历史正统观的根本原则。在这方面，《史记》与《左传》境遇相似。《汉书·艺文志》说：“（《春秋》）有所襃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异言还是因为史事不详。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左丘明所作的，就是《春秋左传》。《左传》记事详赡，如果没有这本书，经的许多记事根本无法理解。可“春秋三传”的其他两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早在西汉即被列入官学，而《左传》直到东汉，仍然遭到反对，认为它“不主孔子”，“不得圣人深意”，甚至有人举出“《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反对者连带提及，“太史公（司马迁）多引《左传》”，这两部伟大的史著均遭到“违戾《五经》，谬孔子言”的严厉批评。直到西晋时杜预为《左传》作注，总结出“春秋义例”五十余条，《左传》为经作传的观点才为学界主流所接受。《史记》则迟至唐代，因古文之兴，才真正得到重视。可见，在经学笼盖一切的时代，史必须附骥于经，成为“义理”的例证工具，方能得到官方和学界的认可。对于经史的分界与高下，朱熹曾就“春秋三传”有所论说，他道：“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在他看来，“三传”中史料价值最高的《左传》，“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是史书，还够不着与《公羊传》《谷梁传》比肩为经书。《左传》这样的书，“不本于义理之正”，熟读亦“直是会趋利避害”。朱熹对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帝蜀而帝魏”（以曹魏为正统）极为不满，为此亲自编了一部《通鉴纲目》，此书几乎毫无史料价值，可是因为它“帝蜀”，重塑了“帝系正统”，遂以其义理的“大本领”而获得极高的评价。南宋后，“纲目体”史书大兴，被人称作“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教科书”。这些书，义都很正，记事却差。以后观昔，《春秋》不也可称一部不标“纲目”之名的纲目体史书？元人揭傒斯说：“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一千六百年以降，在史学之域，后圣朱子续上了前圣孔子的香火。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关节。四、“《春秋》大义”是个空虚的符号孔子删订《春秋》，发明史义，使死的史料“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确实是“作”《春秋》。孔子据《春秋》讲学，比董狐将权臣弑君的史文“示于朝”的意义更大：过去秘藏于金匮石室的史书，得以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其“资治”尤其是塑造、规范社会政治伦理的价值进一步强化——当然它也加剧了史书功能的异化。就像后人的溢美之词所称，《春秋》“长于治人”，是“刑赏之书”，为“一家之王法”，“拨乱世，反诸正”，有大功于治道等，种种附益虚词。“春秋之法”尊王、崇正统，固然令“乱臣贼子惧”，却也削弱了史书对最高统治者的制约力，使之俯首沦为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春秋》大义”如雷如霆，可是“大义”于经文阙如，也不见于圣人语录，而全赖历代《春秋》学者的反复疏解与演绎。正如孔子“微言大义”可以随意改窜史实一样，后世学者对“春秋之义”的借重，也不过是“借题发挥”，实际上还是针对不同时代的社会问题，进行新的衍说与创造。特别是公羊学派，从西汉的董仲舒，到清末的康有为，不断通过《春秋》义理的阐发，提出拯救当代之世的新药方。“《春秋》之大法”，为义理的推陈出新，提供了合法性的原动力，这便是《春秋》作为“经”的意义所在。所谓“托古改制”，“古制”皆为妄说；经日新，史日浊，历史不幸做了牺牲品。以孔子《春秋》为符号的义理，仿佛做了一个套，紧紧箍住了古人的头脑，他们永远顶着一个标签，围绕一个空虚的中心转，久而久之，思维方式变成了一个螺旋，愈趋愈窄愈细密，无法开拓新境，最后成了一个死结。中国历史之路，终亦澌灭于无限循环之中。梁启超在《新史学·论书法》中说：“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我们当然不能以当代学术标准去苛责《春秋》或“罪”于孔子，然当谨记的是，任何高妙之理（道理、理想或理论），都不可离开事实，违背真相，否则名实相乖，义理终将化作泡沫。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三峡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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