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史家，这谁都晓得。他也是哲学家？读陈桐生着《史记与诗经》，不由得不想这个问题。
初看书名，还以为陈著要讲司马迁如何从《诗经》中“实录”史料。如今的古典学研究，大多不过像钱穆史学“实录”、爬梳史料，陈著虽有“实录”，却重在辩析司马迁如何赓续孔子存"王道哲学"的命脉。
从史学史角度看，司马迁与孔子的关系是明摆着的：孔子作《春秋》乃赓续《诗》、《书》，无论“《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还是“《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司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问题是，如果孔子"作"《春秋》是哲人的“作”法，司马迁“绍法”孔子不也成了哲人？
治中国哲学的少有不引征司马迁，但很少有人专讲甚么“司马迁哲学”。这种提法听起来就别扭。不过，翻开如今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各种标准或准教科书，又无不见到说司马迁的思想或哲学。怎样一个思想或哲学法？
据说司马迁虽师从董仲舒公羊学，“却能保持清醒头脑，不受偏见左右，而是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国家教委审定教材〕，页）。于是，司马迁的伟大思想就是“实录”精神。但孟子明明说孔子“作”《春秋》只是表面上（“事”、“文”）与“晋之《乘》，楚之《梼杌》”一样，“义则丘窃取之”。如果不从史“窃取”“义”，司马迁何以堪称“绍法”孔子？
权威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司马迁“实录”精神要精致得多，给他安排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史位置：司马迁正值“中国封建制社会法典化的划期时代”，那个时候，“中国的奥古斯丁”董仲舒综合“庸俗哲学”（按指公羊学）和宗教（按指五行灾异说）建立了“合法思想”，中国思想史从此进入了中世纪，司马迁却能朴素“唯物主义”地站在中世纪之外，“据理恃智”，坚持“百家的异论殊方的传统”（侯外庐等着：《中国思想史》，卷二，页-33）。但司马迁自己不是说“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据说，这话是在“积威约之势”下不得不说的“隐约”之言，实际上司马迁“激于义理”敢反“合法思想”。甚么样的“义理”？据说，司马迁信人不信天，“从人类经济生活方面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页）；甚至肯定“利欲”、批判“仁义”（祝瑞开：《两汉思想史》，页以下）。于是，司马迁成了“进步”思想家。
这类“主流”中国思想史家对司马迁哲学的礼赞如今可能已经让人感到好笑，然而，中学研究尽管不再时兴“唯物主义”、“思想进步”之类的说辞，“五四新文化”色彩的教条并没有绝迹，“唯物主义”不过变成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不过被文化人类学、历史社会学代替了。人们热衷追究中国古典思想中种种现代“主义”的蛛丝马迹，再不然就把思想史还原为社会史，寻找某种思想在历史社会中的所谓具体“位置”。
《史记与诗经》说司马迁思想，笔法不同。全书共页，凡九章。第一章辩司马迁习哪一家《诗》说的旧案，三至七章辩具体的《诗》说（“四始”说、“风雅正变”说、“《商颂》为宋诗”说、“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说）与《史记》的关系，末两章分别讨论《诗经》与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原则的关系和司马迁本人对《诗经》的论说。第二章讲司马迁与孔子的关系，篇幅最长（六十余页），乃全书重点。为甚么？
第二章首先花了大量篇幅讨论：有没有孔子“删《诗》”这回事？如果有，如何“删”法？
孔子是否“删《诗》”乃经学史上一案。皮锡瑞《经学通论》说《诗经》，最后一条即辩论《史记·孔子世家》的孔子“删《诗》”说。《史记与诗经》的问题可以说是从皮锡瑞对这一经学问题的总结而来。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究竟来自现代的种种“主义”或时髦的人文-社会科学，还是传统的思想本身。
孔子是否“删《诗》”与孔子是否作《十翼》、《春秋》、《书序》的问题连在一起，涉及对孔子的历史形象的认证：孔子究竟是哲人，还是整理旧故的学究老儒。今人（如钱穆、冯友兰）和古人（如朱熹、刘克庄）都否认孔子“删《诗》”、作《十翼》、《春秋》、《书序》。孔子“删”、“作”是司马迁第一个加以总结的，“难道司马迁要与后代的学人开玩笑”（页47）？
这问题提得好。在思想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给孔子“作”传。记载孔子言行的其实很多，比起不着文字的苏格拉底，有案可查多了（记载孔子言论的，实在太多而且庞杂。参孙星衍等辑、郭沂校补：《孔子集语校补》〔齐鲁书社，〕）。然而，还原“历史的孔子”真的那么有指望？
即便还原出历史地真实的孔子，仍然与司马迁记叙的孔子不相干。《史记与诗经》承认，将《论语》中的孔子面目与司马迁的孔子传比较，司马迁将孔子“述而不作”改为“删”述，孔子不再像个失意知识分子，而是“制一王之法以俟后圣”的立法者，以致被尊为“素王”（页60）。但《论语》中的孔子就真的“历史地”真实？不错，司马迁将孔子描绘成素王是当时一派儒家（公羊学派）之言，但当时记叙孔子的，哪一个不属于某一家？初代儒家已经“儒分为八”或别为“孔门四科”，哪一派的记叙是“真的孔子”？
重要的是理解某一派如何理解孔子以及为甚么如此理解。《史记与诗经》花了相当篇幅讲公羊派如何对孔子的理解，以便理解司马迁为甚么要如此为孔子立传。孔子并非诸侯王，司马迁列孔子入只有诸侯王才佩享用的“世家”，并在十二诸侯世家中插入“孔子生”条，司马迁笔法的寓意很清楚：孔子为“素王”（页82）。
如何成为素王？不过用一枝秃笔删述六经。《太史公自序》将《史记》的学术目的概括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乃是继承孔子删述六经的事业，“将经学和诸子之学整合为一个体系，作为现实政治的指导”（页87）。论者虽然没有直说，结论必然是：《史记》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次“删述”，司马迁“作”《史记》也是要当“素王”。
《史记与诗经》将看《史记》的眼光带回到今文经学。读毕此书，我才知道，这是作者第三部研究《史记》的专著（前两部为《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和《史记与今古文经学》〔陕西师范大学，〕），三书的主题都是《史记》与经学。
《史记》与经学不是新题目，但过去《史记》主要被用作今古文双方攻讦对方的材料（《史记与今古文经学》，页-70）。作者则要“从经学角度揭示《史记》的文化学术渊源”，把《史记》变成经学研究中的一题，不仅要突破经学派别论争的窠臼，还要“深切理解司马迁以文化道统为己任的伟大心灵”（《史记与今古文经学》，页31-32）。
司马迁出于、却不囿于公羊家，何况他的思想并不亦步亦趋其先师董子。但这不等于说，司马迁不再是公羊派中人。毋宁说，司马迁是公羊派中最有心按“口传”继承孔子的人。如果孔子生在司马迁时代，面对那么多“百家杂语”，他大概也会“厥协”异传、“整齐”杂语。公羊学在司马迁那里，不是守一经之学（董仲舒、何休），而是据公羊“口传”的孔子笔法删述史籍。《史记》与《诗经》关系问题的要害正在于此。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分明是他悉心体会孔子使命的表达，有如柏拉图记叙苏格拉底的对话。《史记》绝非一般所谓史书，而是哲人书。
甚么样的哲人？“《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钱谦益：《有学集》卷十八，〈胡致果诗序〉）。《史记》“绍法”《春秋》不过就是续《诗》定国史。或者将章学诚的《尚书》、《春秋》、《史记》的三段论式史学转换成这样的历史理论：《尚书》的“以史为鉴”经孔子的“以史为法”到司马迁成了“以史立言”。无论那种说法，司马迁都放弃了“以史立法”的孔子精神，成了历史理论家。真的是这样？
关于《史记》的八书，向来讼说纷纭，作者不否认《尚书·尧典》提供了《史记》“八书”原型，但“八书”实为《尚书·尧典》与公羊家哲学结合的产物，“关键在于汉家改制”。这说明司马迁仍然赓续孔子“以史立法”的精神。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春秋》。“春秋”不再仅指史书，“含义已经由史书而过渡到指代那些专讲治国大道的政论著作”（页59）。“如果说孔子著《春秋》重在创新，删《诗》就是述旧，创新和述旧形式不同，在继承王道文化传统这个大方向上则殊途同归。《春秋》是制定一王之法，删《诗》则是为一王之法中的制礼作乐树立了典范”（页90）。孔子删述六艺、把习传的史书变成具有政治统治法权的经。将经学还原为史学，“经”要么成了上古史料、要么真的成了“断烂朝报”，删述六艺“当一王之法”的精神就丢失了。
司马迁的孔子传说明了他承孔子继“先哲王”的素王精神，《史记》笔法只能从孔子“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来理解。这种行为是政治的，是继孔子立法后的又一次立法行为。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政治哲学家，同样，《史记》首先是政治哲学，“以三统论和五德说的模式论载历史”（页85）。《史记》不能仅仅作为史书来读，正如不能如此解读《春秋》。
司马迁是孔子式的王道哲人，堪称中国政治哲学史上的大家。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怎么没有提到司马迁？一定是某种“主义”的史学立场蒙住了他的眼睛，就像其师萨拜因的眼睛看不见修习底德是政治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