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春秋因一部书而命名一个时代

(一)

因一部书而定名一个时期,放眼悠悠高低五千年,便惟有《春秋》当得起这份崇敬。

邃古观象授时,见草木兴废而知有春秋,遂以“春秋”指称春秋。至迟自西周起,朝廷设太史专录国是,又以“春秋”指称史乘。

东周各国,各写各的《春秋》,惟晋楚稍异,晋曰《乘》,楚曰《梼杌》,名虽不同,原本如一。惋惜诸侯纷纭忙着争霸,没谁在意史乘的生死,烽火连烧数百年,各国《春秋》就此消散殆尽。

反却是鲁国这个偏处东隅的小邦,既无野心,又无势力,只好标榜礼乐,乞求大国们能看在周公的面上,虚怀若谷,莫来骚动,便余愿足矣。故而鲁国得以相对离开争霸的漩涡,苟全人命于治世,直到秦统一天下前三十六年,才为楚所灭,算得上很龟龄了。

更好运的是,鲁国还占有孔子这位五百年一遇的忠良。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年),泛动十四年之久的孔子毕竟回到故里,他有感于周道陵夷,洪志难酬,便将满腔血汗都倾泻在整治“六经”上,删《诗》《书》,正《礼》《乐》,序《周易》,做《春秋》,以寄托本身的抱负。

孔子归鲁以“国老”问政,来往宫府档案应责难事,《春秋》大略即是孔子按照已有的《鲁春秋》订正而来。此番订正堪称居功至伟,不光为鲁国存照,还同镜摄取了其余各国的身影,纵说为天下存照亦不为过。后代以“春秋”定名这段汗青,良有以也。

(二)

《春秋》是华夏最先的纪年体史乘,记录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年),历十二君,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所谓纪年体,即是遵从年代日的按序,把缭乱的史事梳理开来,一件一件挂在时候的钩子上。

春秋之际,诸侯间非战即和,战则大国侵伐小国,和则小国朝聘大国,而霸主为卖弄武艺,更是频频会合盟会。因而《春秋》所记,以侵伐、朝聘、盟会之事至多。据元朝陈则通在《春秋纲目》中统计,有“侵伐”二百七十二例,“朝聘”一百五十四例,“盟会”一百九十八例;又有“杂例”二百一十七例,包罗婚姻、蒐狩、祭奠、土田、城筑、宫室、灾异等,尤以灾异最详,日蚀、星变,霜雹、水旱、虫患、地动、山崩,无不备载。对于哈雷彗星最先确实牢纪录,便出自《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斗极。”

(三)

《春秋》的文字极其精深,以至能够说是大概。每一件事通常不过三言两语,看重交待结局,铺叙能免则免。比方曾考取中学教材的〈郑伯克段于鄢〉,陈述了郑庄公因生于难产,从小不受母亲喜好,而他受宠的弟弟公叔段则骄傲大肆,最后变成了一场伯仲反目、母子失和的人伦惨剧,也留住了“鬼域相会”的典故。这是多么波涛升沉的故事,但在《春秋》中却唯一“夏蒲月,郑伯克段于鄢”一句话云尔,可算是现今音信题目党的始祖了。

况且,就连这一句话也是大有谨慎的,险些字字隐含褒贬。将郑庄公屈尊降爵为“伯”,是讽刺他有失兄教;对公叔段杜口莫提为“弟”,是谴责他有失弟道;兄恶弟逆,相斗如仇,仿佛二君争国,故曰“克”;公叔段叛逃,不云“出走”,示意其为郑庄公居心放纵而至;郑庄公征讨,点明“于鄢”,足见公叔段僭越之甚,已非凡是叛臣可比。

短短六字,竟然繁杂至此,孔老汉子的九曲回肠,着实使人蔚为大观。而这即是影响深切的“春秋笔法”,也即所谓的“微言大义,一字褒贬”,左丘明更进一步总结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四)

暮年的孔子固然是不愿意的,儒道未行,德政未张,就连他的衣钵传人颜回也猝尔早逝,怎不令他神伤?司马迁说“仲尼厄而做《春秋》”,确是衷心慨叹之语,只因他本身即是含垢忍辱而著《史记》。人争一口吻,著《史记》为的是争一口吻,做《春秋》又未尝不是为了争一口吻呢?

修史本皇帝之事,孔子却恰好要代皇帝而为。《春秋》当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跑,不得保其社稷者,不行胜数。孔子俯仰古今,绝不饶恕,笔则笔,削则削,寓褒贬于直叙当中,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故孔子自叹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司马迁堪称孔子的隔世知己,他不光照样孔子而著《史记》,对孔子做《春秋》的良苦用心,亦是分析得酣畅淋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长短,定迟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生死国,继绝世,补敝起废,霸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并赞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五)

《春秋》完成于鲁哀公十四年春,至“西狩获麟”一事,便戛但是止。当时孔子已七十一岁,大限将至,心情沧桑,又适才遗失了最宠爱的门生颜回,后继堪忧。这一日,叔孙氏的车仆鉏商,到曲阜之西的大野佃猎,拿获一只怪兽回来。叔孙氏见此怪兽,认为不祥,便弃之道旁。孔子听闻,往而观之,悲道:“麟也!胡为乎来哉!胡为乎来哉!”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

麟乃仁兽,泰平方出,与龙、凤、龟并称“四灵”。目前正逢治世,出非当时,反遇其害,因而孔子哀恸若此。

相传孔子出世之时,有麟吐玉书而来,岂料临终以前,又见麟死,溟溟中似有天意,故孔子不无预料地叹道:“吾道穷矣!”并写下一首挽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当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今后遗言,不再著书。《春秋》也因而之故,又被称为《麟经》。这挽歌是为麟而唱,也是为他本身而唱,更是为他无奈完结的抱负而唱。

(六)

或者由于过分顽固于微言大义,《春秋》放弃浮辞,极简至上,多一字嫌烦,少一字觉阙。要读懂《春秋》,落实阻挡易。比方隐公八年(前年)一笔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至于这场螟虫之灾产生于何时何地,情况严峻与否,殃及界限巨细,则一律不提。王安石讥笑《春秋》为“断烂朝报”,梁启超取笑《春秋》为“流水账簿”,虽未免有些尖刻,却也不无情理。

为补救《春秋》这一遗憾,战国时,评释之做接踵涌现。到汉朝时,已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五种之多。《夹氏传》和《邹氏传》后来亡佚,惟有《左氏传》、《公羊传》和《穀梁传》撒播下来,合称“春秋三传”。

假使说《春秋》是粗笔勾画,那末“春秋三传”即是适意细描。只不过《左传》是写实派,重在增加史料,胪陈史实;而《公羊传》和《穀梁传》是适意派,重在抉隐探幽,阐明微言大义。三者参读,裨益很多。

(七)

不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首创之功都是无可争持的。

它的纪年体例,为史学三大要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人头地。

它的私修性质,打垮了官方对史学的操纵,成为诸子万马齐喑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而至。

它的春秋笔法,临时不管有几多后代牵强附会之处,但其自身所彰显的史学精力却勿庸质疑,那即是大胆无畏,朴直无私。华夏史脉能连亘于今而持续,与孔子起初所授予的那股坚硬之气味息联系。

忠良其萎,而《春秋》不老。爱读《春秋》者,代不乏人。最为民间所相熟的,生怕即是三国那位与孔忠良齐名的关忠良关羽了。君不闻一副春联有云:

孔夫子,关夫子,长久两夫子;

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何妨一学关帝,挑灯清夜读《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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