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熊逸
对于理解中国，理解我们自己，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从《春秋》和《左传》开始，选择这样一个切入点虽然很费力，但这就像打仗要抢占制高点一样，只要拿下这个“制高点”，以后你就会有高瞻远瞩的眼力和摧枯拉朽的爽快。当然，你还可以笑看那些挣扎在山脚下的小伙伴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位爱读《春秋》的武将和一起谋杀国君的大案。
1.关羽夜读《春秋》，究竟在读什么？荆州春秋阁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文夫子，武夫子，两个夫子”，下联是“著《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文圣孔子和武圣关羽就这样因为一部《春秋》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孔圣人所作的和关圣人所读的真的是同一部《春秋》吗？夜读《春秋》，这是《三国演义》为关羽打造的经典形象。关羽为什么总是夜读《春秋》，负责任的评书艺人会搬出孟子的话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亲手编订《春秋》，此书一出，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一切乱臣贼子都会胆战心惊。所以“夜读《春秋》”是为了凸显关羽的忠义形象，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和白脸的曹操划清界限。让我们把好奇心推进一步：假如我们自己就是不忠不义的乱臣贼子，不小心把《春秋》通读了一遍，结果会怎样呢？事实上我们会很困惑，因为实在找不到害怕的理由，同时也会敬佩关羽：这么枯燥无聊的书，你到底是怎么看得津津有味的，真是太反人性的阅读趣味啊！按照传统的说法，《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文献修订、整理而成的。以今天的概念来看，可以说《春秋》是一部鲁国简史加国际关系简史。“简”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每年只记几件大事，每件事只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开篇第一年记事的原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fǔ）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凡此种种。如果换做白话，全书可以说基本都是以下这种模样：某年某月，某国领导来我国访问；某年某月，我国领导到某国访问；某年某月，某国攻打某国，赢了；某年某月，某国攻打某国，输了；然后，一年就这么结束了。无论是例行公事的寻常安排，还是轰轰烈烈的宏大事件，都这样被一笔带过，从不交代前因后果，也不去评论是非曲直。一部《春秋》就这样寡淡淡地编年记事，前后二百四十二年，这段时间就因为这部《春秋》而被称为“春秋时代”。这段时间里，全世界的人都没有闲着。通天塔在巴比伦营造，梭伦为雅典立法，六道轮回的观念在印度大地流行，黄道十二宫被亚述人记载，埃及人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开凿运河，伊索讲述着他的寓言，罗马变身为共和国，希腊哲学家探索世界本源，并不关心世界本源的佛陀则探索着如何使人摆脱苦难，而耶路撒冷刚刚建成的圣殿昭示着这一问题的另一种答案……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刚好看到孔子在编订《春秋》。古人相信，孔子既然亲手编订这部《春秋》，一定有着什么比单纯书写历史深刻得多的用意；孔子既然哀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一定会对历史做出符合政治正义性的解读——简言之，就是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让天下万世的坏人们心生忌惮。
2.从赵盾弑君的故事看“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是如何可能的“天下万世”，这话倒不算很夸张。年9月1日，多么晚近的日子，《新华日报》刊发了一篇影响深远的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掷地有声地说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但是，董狐究竟是如何直笔的，赵盾究竟是如何胆寒的，如果我们较一下真，查阅《春秋》原文，却只能找到简单的八个字：“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晋国的赵盾杀掉了他的国君夷皋——涵义似乎仅此而已。董狐哪里去了，赵盾到底胆寒了没有，似乎看不出来。也许应该这样理解吧：弑君是大逆不道的，赵盾因为弑君被《春秋》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被“天地的正气”和“舆论的力量”连番鞭挞。但是，弑君一定就不对吗，弑君的人一定就是大坏蛋吗，事情显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齐宣王向孟子请教过武王伐纣的历史——无论周朝的开国还是孔子最推崇的礼乐制度，都是周武王以下犯上、以臣弑君的结果，所以齐宣王想不通：难道弑君也可以是对的？孟子的回答有一点诡辩色彩：“纣王把自己摆在仁义的对立面上，我只听说过一个叫纣的大坏蛋被周武王杀掉了，没听说有弑君的事情发生。”这话的逻辑是：不仁不义的国君不是国君，杀掉这样的国君就不算弑君。在人类文明的各个角落和各个阶段上，我们会不断看到这个逻辑的变体：杀人不可以，但某某不是人！“某某”可以是暴君、贱民、夷狄、异教徒、黑人、敌人……由此引发的正义性问题非常耐人寻味，但我们眼下还需要考虑一个更简单、更直接的问题：赵盾是不是真的杀了他的国君？《春秋》除了告诉我们“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之外，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线索，假如我们可以依靠的史料只有一部《春秋》的话，我们最多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夷皋也许不是一个很坏的国君，赵盾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所以孔子才会把赵盾的弑君罪状记录在案，让他留下千载骂名。如果真的这样想，那就错了。为了正确理解孔子的意思，我们必须求助另一本书：《左传》。
3.理解《春秋》，必须从《左传》开始《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传说作者是一位名叫左丘明的专业史官。儒家经典可以分为经、传两类，大约是教材和教辅的关系。《春秋》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部编年史，但古人将它尊奉为经，当作意识形态的最高纲领；《左传》是一部记事详细周密的史书，史料价值远远高于《春秋》，甚至可以说没有《左传》就读不懂《春秋》，但它在儒家系统里地位很低，属于“传”的一种，只是帮助人们理解《春秋》的一部教辅。《春秋》讲一件事，无论多大的事都是一语带过，而《左传》讲同一件事往往就是千言万语，不但“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尾”记叙文六要素一应俱全，而且还会交代事件的背景，渲染人物的对话，甚至夹叙夹议，引入第三方的评论，那是怎样一个活灵活现，怎样一个千回百转，让读者看得心潮澎湃，欲罢不能。关于赵盾弑君事件，《左传》既给出了丰富的前因后果，也烘托出了丰满的人物形象。简言之，赵盾是一位人民的好总理，国家的好柱石，而国君夷皋就算不比传说中的纣王更坏，但也绝对够得上不被孟子当国君的标准了。最后夷皋处心积虑暗杀赵盾，赵盾侥幸逃过一死，慌慌张张踏上了流亡之路。政坛局势变化太快、，赵盾还没逃出晋国的国界，他的同宗亲戚赵穿就把夷皋杀掉了。这时候晋国的史官恰好就是为中国史学奠定直笔基调的董狐，文天祥《正气歌》颂扬的“在晋董狐笔”说的就是这位前辈。董狐于是“直言不讳”地在档案里记载一笔“赵盾弑其君”，还拿到朝堂上给大家展示。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不骂他指鹿为马就算是给他留面子了，这怎么能叫“直言不讳”呢！赵盾本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胆寒，而是委屈和不服气，他很激动地声辩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而董狐的回答是：“你是国家总理，弑君发生的时候你还在国境之内，回来之后又没有惩治弑君的凶手，这样看来，弑君的不是你又是谁呢？”后来孔子对这件事给了一个评语：“董狐是古之良史，据实直录而不作隐讳之辞；赵盾是古之良臣，却为了史官的书写原则而蒙受恶名。可惜呀，如果赵盾当时逃出了国境，就可以免去弑君恶名了。”孔子虽然为赵盾惋惜，但显然赞同董狐的意见。“赵盾弑君”之所以成立，大约有以下三个理由：
1.赵盾是国家总理（国之正卿）。
2.凶案发生时他仍在国境之内，按规矩应该对此事负责——这大概就好比一些现代国家里如果发生了什么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的重大事件，即便和执政官毫无关系，执政官也要引咎辞职。
3.赵盾回来之后并没有追究凶手，董狐大概由此而推测赵盾在心里是认为夷皋该杀的，赵穿杀得对——既然赵盾以行动透露出了这种心理，那就可以说赵盾就是弑君的凶手，这也算是一种诛心之论了。这种“直笔”在今天看来实在太迂回了，或者正应了博古讲给青年记者的那句名言“不懂政治就不懂新闻”。如何理解并评价这件事，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正是因为有了《左传》的辅助，人们才可以仔细体会《春秋》这一句貌似简简单单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思考：正史里的关羽爱读的其实并不是《春秋》，而是《左传》。
那么，今天在文章最后，留给大家一个轻巧却有深意的问题：读《春秋》的关羽和读《左传》的关羽究竟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