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上起尧、舜、禹传说时期，下讫秦穆公时代，是考察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然而《尚书》在流传过程中，命运多舛，屡遭劫难。年7月，清华大学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一批珍贵的楚地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以无字残片为标本，对清华简进行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校正后，得到清华简的时代为公元前±30年，即战国中期偏晚。
在中国历史上，《尚书》类文献的重要发现有两次：一是伏生今文。秦始皇焚书，伏生将《尚书》藏于屋壁。西汉初年，政局稳定，伏生复求其书，得今文《尚书》29篇。二是孔壁古文。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发现《礼记》《论语》《尚书》等多部典籍，其中古文《尚书》16篇。河间献王古文《尚书》、杜林漆书等版本面世之后，随即散佚、消失，至今已无法管窥其内容。在这种意义上说，楚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竹书清华简，可谓是《书》类文献的第三次重要发现。
清华简对于《尚书》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
其一，《尚书》文本的重新解读。《尚书·康诰》之“康”，马融、王肃、孔颖达等学者解释为国名，而郑玄、江声、皮锡瑞主张是谥号，两种说法相争达千年之久。清华简《系年》第四章云“（周成王、周公）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说明“康叔”“康侯”“康诰”之“康”皆源于康丘。《尚书》佶屈聱牙，“于六艺中最难懂”。清华简的面世，为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契机。
其二，《尚书》文体学研究。过去我们把“诰”，理解为“自上对下”的训诰，但从清华简《尹至》《尹诰》看，伊尹为臣，他可以“诰”汤。可知“诰”体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方式。大盂鼎、毛公鼎等铭文中“令（命）”，包括赏赐、册命、行往、征伐等丰富的内容。清华简《祭公之顾命》名义上是“命”，却带有训诰的性质。清华简《芮良夫毖》似《书》似《诗》，体例杂糅。清华简《成人》，近似于《尚书·吕刑》之体。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虽属于《书》类文献，但文体切合“小说”的特点。以清华简《保训》《命训》为依据，可管窥“训”体之特征。这些带有原生样态的文献，使我们对《尚书》“因事而立，体例不定”的文体特征，有了更加深刻的体认。
或称“六体”，或言“十例”，不过是后儒对《尚书》体例的归纳与总结。借助出土简帛文献，摆脱后世《尚书》文体观念的藩篱，重新发掘先秦《书》类文献典、谟、训、诰、誓、命文体的原生态特征，则可展现其所承载的多样的文体功能。
其三，分系研究。目前《尚书》学的研究，如马士远《周秦〈尚书〉学研究》《两汉〈尚书〉学研究》、程兴丽《魏晋南北朝〈尚书〉学研究》、赵晓东《隋唐〈尚书〉学研究》、张建民《宋代〈尚书〉学研究》、古国顺《清代尚书学》、史振卿《清代〈尚书〉学若干问题研究》等，多是按照朝代顺序纵向历时性的展开。
我们认为，《尚书》学研究既要措意于纵向的演进，同时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