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刘力耘老师赐稿
原文载《齐鲁学刊》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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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浩《尚书讲义》与宋孝宗朝政治
文丨刘力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刘力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孝宗退位前夕，史浩完成《尚书讲义》进献孝宗。《尚书讲义》既是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著作，也寄托着史浩在和战、孝道、近习等南宋重大政治主题上的思考。他引入“心”“迹”范畴阐释经文“重华”，改变传统的阐释重心，旨在化解孝宗“改父之政”的政治伦理风险；在阐释经文“亮阴三祀”时，通过反向批评丧期“权制”，凸显孝宗执意行三年丧的意义；又巧妙地嵌入“私恩”话题，使经文“明试以功”的目的，由传统阐释下防止“利口空言者获进”，变为针对孝宗朝近习政治的杜绝私恩侥幸者获进。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尚书讲义》，揭示其中的时代问题意识和现实政治关怀，能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儒家经典阐释的特征，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
关键词：《尚书讲义》；史浩；宋孝宗；经学；《尚书》学；经典阐释学
“经学”最直接的含义，指对特定的几部儒家典籍的训解和阐释。[1]在中国古代，这种训解和阐释赋予经典文本不间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使得阐释者及其时代受到经典所示价值的教化，文化传统借此得以维系和延续。与之同时，一方面，尤其针对当下言说，而非单纯记述过往，是信仰意义上的经典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阐释者处在特定的、异于经典文本指涉与产生的时空中，政治情势、时代思潮和个人的经历、思想等，共同造就特殊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因此，阐释者无法摆脱的“历史性”，不仅是发掘经典文本的阐释潜能的动力，也无可避免地致使其在经典阐释中投射进基于现实判断的理想图景和行动指向。
宋代（-）的经学通常被视作以义理阐发而非文本考据见长。相应的，宋代的阐释者似乎也更加认同：经典与当下的状况、关怀密切相关。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岂徒解经而已哉！唯圣人君子知其有为言之也。”[2]“徒解经而已”，是一种旨在克服时间障碍的翻译，追求准确地理解经文之意；“有为言之”，则表明阐释具有现实对话性。宋代经学在“有为言之”方面，无疑具有高度自觉和丰硕成果。[3]然而，能真正深入经解，揭示其中“有为之言”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成书于南宋孝宗朝的史浩《尚书讲义》为例，运用语境重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4]，揭示其中的现实关怀，旨在历史地理解经学，管窥传统中国儒家经典阐释的特点。
宋孝宗被普遍视作南宋最具德性和功绩的皇帝，备受古今赞誉，即所谓“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5]绍兴三十二年（），孝宗登极，开启长达近三十年的统治。此前，史浩即伴孝宗左右，为其讲授儒经，教其忠孝之道，助其顺利继统。其后，二人虽在和战、近习等重大问题上有着根本性分歧，且各执己见、互不退让，以致史浩在孝宗一朝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远离中央；但孝宗始终厚待这位恩师，先后两次赐予御书“旧学”二字，借《尚书》殷高宗“旧学于甘盘”的典故，感念其教导、辅佐之功。[6]
史浩（-），鄞县人，绍兴十五年进士及第，在孝宗朝隆兴、淳熙年间两度为相，晚年闲退，自称“穷年继晷，莫希经术之名家；析句分章，犹有书生之习气”，故“虽迫桑榆之暮，未忘铅椠之勤”，最终完成《尚书讲义》二十二卷、《论语口义》二十卷，进献孝宗，藏于秘府，意欲“示于来昆”，也期盼能得孝宗“乙览”。[7]二书后均散佚，今仅见四库本《尚书讲义》二十卷，系由《永乐大典》中辑出、排订而成，内容有残缺。[8]
△史浩画像
《尚书讲义》冠以“讲义”之名，可能是在潜邸讲章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浩教授孝宗儒家经典，在绍兴末期。绍兴二十九年六月，史浩兼二王府教授，开始与孝宗，即当时的普安郡王建立师生之谊。[9]随着普安郡王进封建王，三十年三月，史浩权建王府教授，四月，为建王府直讲。[10]直讲比拟皇帝的侍讲，职在为皇子讲经。[11]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即位，后数日，史浩迁中书舍人，又兼侍读，此后再未司讲经之职。[12]
史载，史浩任建王府直讲时，曾借阐释《周礼》劝说孝宗不可过量饮酒，这表明当时正在讲授《周礼》。[13]孝宗即位后，令经筵首讲《尚书》《周礼》，很可能是接续王府所讲。[14]由此推测，在潜邸时，史浩同时讲授《尚书》《周礼》，并有讲义，《尚书》之讲义后经补完且反复斟酌、改定；《周礼》之讲义则止于当时所讲，故仅有《天官》《地官》之解流传于世。[15]
以往学界关于《尚书讲义》与史浩的政治思想、实践之关系的研究，集中在复仇、和战等主题上：或据《尚书讲义》中“极美宣王之勤政复仇，而伤平王之无志恢复”的经解，论证史浩并非一味主和，只因判断张浚不能取胜才反对出兵[16]；或提出《尚书讲义》中批评“任人”的内容，可能是影射张浚之语，并将“王者用兵，诚非得已”等经解，与史浩在隆兴时期先坚守而治内、后图恢复的立场作对照分析。[17]也有学者注意到，《尚书讲义》中多处“对于君臣大义深加维护”，如强调汤本无伐桀之心等。[18]
和与战无疑是贯穿南宋始终的核心政治主题，时人称“国之大事，和与战而已”。[19]此外，孝道、近习也是贯穿孝宗朝始末的重要政治主题，并且与和战主题牵涉关联。《尚书讲义》成书于孝宗朝末年，不止鲜明地表达出史浩关于和战问题的论述和立场，也蕴含着他对孝宗朝政治中孝道、近习等重要主题的关怀和思考，惜未能引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