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和冲突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原地区的诸夏诸侯国与周边的夷狄诸族之间，既有激烈的战争，也有频繁的贸易和联盟，既有敌对和歧视，也有亲和和同化。
夏、夷观的起源和含义
夏、夷观是中国古代人对自身和周边民族的一种认识和划分，它源于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
夏是指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他们以农耕为主，遵循夏、商、周的礼乐文化，自称为“中国之人”或“中华”。夷是指居住在东南沿海和东北地区的各族，他们以渔猎为主，被发文身，左衽衣服，有不火食者，言语不通，被视为“异类”或“蛮夷”。
除了夷，还有西方的戎，南方的蛮，北方的狄，合称为四夷，是中国古代人对周边民族的总称。
夏、夷观的形成，既有客观的地理和文化差异，也有主观的政治和心理因素。客观上，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和周边地区的渔猎文明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很大差别，这导致了两者之间的交流障碍和文化隔阂。
主观上，由于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传承，华夏族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和中心意识，认为自己是天下的正统和中心，而周边的夷狄是野蛮和边缘，应该服从和效仿。
这种思想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如《尚书·舜典》中的“蛮夷猾夏”之说，以及周王对诸侯的“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的政策。
夏、夷观的演变和多样性
夏、夷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的交流而不断演变和多样化的。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夏、夷观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夏、夷观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夏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而是扩展到了楚、秦、吴、越等边缘的诸侯国，这些国家虽然起源于夷狄，但是通过学习和接受华夏的礼乐文化，逐渐成为了诸夏之一，甚至有时候还成为了中原地区的领导者和霸主。
另一方面，夷的外延也不再局限于东南沿海和东北地区的各族，而是扩展到了西域、南海、北荒等遥远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与华夏的接触更少，文化差异更大，被视为“夷狄之邦”或“异域之国”。
夏、夷观的划分和评价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夏、夷观的划分不再只依据地理和文化的差异，而是更多地依据政治和道德的标准，即是否遵守周王的王命和儒家的仁义。另一方面，夏、夷观的评价也不再只有歧视和敌视，而是出现了一些尊重和欣赏，甚至有时候还有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
夏、夷观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夏、夷观的形式不再只是口头和书面的表达，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实际的行动和政策上，即通过军事和外交的手段来实现对夷狄的征服和统一，或者与夷狄进行和平的交流和合作。
另一方面，夏、夷观的内容也不再只是简单的对立和排斥，而是更多地包含了复杂的融合和变化。
夏、夷观的影响和局限性
夏、夷观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夏、夷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夏、夷观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夏、夷观为中国古代人提供了一种认同和归属感，也为中国的统一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动力和目标。通过对夷狄的征服和同化，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文化不断丰富，民族不断融合，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多元的国家和文明。
夏、夷观也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一种连续和传承，使得中国能够在动荡和变革中保持自身的特色和魅力，也为后世的民族关系和国家统一提供了一种经验和借鉴。
夏、夷观反映了中国的开放和包容。夏、夷观并不是一种固化和排他的思想，而是一种变化和包容的思想。夏、夷观不是以血缘和种族为基础，而是以文化和道德为基础，只要愿意学习和接受华夏的礼乐文化，就可以成为夏的一员，不分高下贵贱。
夏、夷观也不是以对立和敌视为态度，而是以尊重和欣赏为态度，不断从夷狄那里借鉴和采用有益的文化和制度，不断与夷狄进行和平的交流和合作。夏、夷观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的开放和包容，也为中国的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和谐提供了一种理念和实践。
夏、夷观暴露了中国的傲慢和偏见。夏、夷观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夏、夷观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文化和道德为标准，忽视和贬低其他民族的文化和价值，形成了一种傲慢和偏见的心态。
夏、夷观也往往以强制和同化为手段，以自己的利益和意志为目的，侵犯和剥夺其他民族的自由和权利，造成了一种暴力和压迫的现象。夏、夷观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的傲慢和偏见，也为中国的民族冲突和国家危机埋下了一种隐患和危机。
夏、夷观的批判和超越
夏、夷观虽然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也并不是没有受到过批判和超越的。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有一些思想家和学派对夏、夷观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试图打破和改变夏、夷观的固化和僵化，为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这些思想家和学派主要有以下几个：
墨家。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以墨子为代表，主张“兼爱”、“非攻”、“尚同”等思想，反对“礼乐”、“分别”、“尚异”等思想。墨家对夏、夷观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对夏、夷观的民族歧视和文化自满，认为夏、夷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天下的人，都应该被平等地爱，而不应该被区别地恶，如墨子说的“夫夷狄者，亦人也，亦有父母子兄也”；
二是反对夏、夷观的民族征服和文化强制，认为夏、夷之间不应该相互攻伐和侵略，而应该相互和平和合作，如墨子说的“夫攻伐之为事，非所以利天下也，非所以利国家也，非所以利民人也”；
三是反对夏、夷观的民族中心和文化唯一，认为夏、夷之间不应该以自己为中心和标准，而应该以天下为公和共同，如墨子说的“夫尚同者，所以利天下也，所以利国家也，所以利民人也”。
道家。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反本归末”等思想，反对“礼乐”、“名分”、“儒墨”等思想。道家对夏、夷观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对夏、夷观的民族优越和文化自信，认为夏、夷之间没有高低的优劣，都是自然的生成，都应该遵循自然的道，而不应该追求人为的利，如老子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二是反对夏、夷观的民族统一和文化同化，认为夏、夷之间不应该强求一致和整齐，而应该保持多样和自由，如老子说的“天下莫强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
三是反对夏、夷观的民族中心和文化绝对，认为夏、夷之间不应该以自己为是和尽，而应该以道为本和归，如庄子说的“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法家。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主张“法治”、“实用”、“变通”等思想，反对“礼乐”、“仁义”、“儒墨”等思想。法家对夏、夷观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对夏、夷观的民族歧视和文化自满，认为夏、夷之间没有固定的优劣，都是可以通过法制和制度来改变和提升的，如商鞅说的“夫法者，所以正君臣上下之分，所以明贵贱贫富之等也”；
二是反对夏、夷观的民族征服和文化强制，认为夏、夷之间不应该以武力和暴力来解决和统一，而应该以利益和契约来协调和合作，如韩非说的“夫法者，所以一众民之心，所以利天下之器也”；
三是反对夏、夷观的民族中心和文化唯一，认为夏、夷之间不应该以传统和习惯来约束和限制，而应该以实际和变化来适应和创新，如韩非说的“夫法者，所以变古易俗，所以因时制宜也”。
夏、夷观的现代意义和启示
夏、夷观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民族观和世界观，它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问题。
在现代社会，夏、夷观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需要，需要被重新审视和超越，为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文化发展提供新的理念和路径。夏、夷观的现代意义和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
夏、夷观的正面意义和启示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豪，为中国的民族团结和文化传承提供了动力和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国仍然需要保持和增强自己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豪，以应对外部的挑战和压力，以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文化特色，以展现和贡献自己的民族智慧和文化魅力。
因此，中国应该继承和弘扬夏、夷观中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豪的精神，不断增强自己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积极的贡献。
夏、夷观的负面意义和启示是，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民族歧视和文化自满，为中国的民族冲突和文化僵化带来了障碍和危机。
在现代社会，中国不能再沿用和固守夏、夷观中的民族歧视和文化自满的观念，以免引起和加剧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对立和冲突，以致损害和破坏自己的民族和平和文化多样。
因此，中国应该批判和超越夏、夷观中的民族歧视和文化自满的观念，不断开放和包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存在和价值，为促进和保障世界的民族平等和文化多元做出积极的努力。
夏、夷观的超越意义和启示是，它展示了中国古代的民族变革和文化创新，为中国的民族发展和文化进步提供了动力和资源。
在现代社会，中国不能再停留和满足于夏、夷观中的民族变革和文化创新的成果，而应该继续探索和实践新的民族变革和文化创新的途径和方法，以适应和引领时代的变化和需求，以增强和提升自己的民族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以推动和促进人类的民族进步和文化发展。
因此，中国应该继承和发展夏、夷观中的民族变革和文化创新的精神，不断变通和创新自己的民族观和世界观，为建设和谐和美好的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