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四书五经，在五经中有一本《春秋》，也称《春秋经》、《麟经》、《麟史》等，有时又被《左传》所代替，为何！首先，《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是四本不同的书，后面的三传全称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都与《春秋》这本书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春秋》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据传由孔子修订而成。《春秋》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但是也存在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后人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五传。后来《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失散，只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一、《左传》《左传》，也称《左氏》《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三十卷。《左传》的作者，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由左丘明口授弟子，以“各安其意，以失其真”。就是用历史事实来补订《春秋》，撰《左氏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编。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同时《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从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扩展各国历史；既记录政治大事，也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改变了《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丰富到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在记春秋时史实时，还征引了许多古代史实，从而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也提升了自身的文学性。因此，《左传》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二、《公羊传》《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注释《春秋》的书。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公羊传》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公羊传》精于阐发书中的“微言大义”,从字里行间揣摩圣人之意，为当权者提供统治天下的理论依据。传文从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大一统”政治主旨，即要张大君权一统天下。这一政治主张符合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受到统治者的优遇。三、《穀梁传》《榖梁传》亦称《春秋穀梁传》《穀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注释《春秋》的书。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穀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穀梁传》注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主张必须严格对待贵贱尊卑之别，为缓解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穀梁传》和《公羊传》在唐代为“小经”，在宋代为“中经”。三传在唐代均被列入九经中，作为国家官办学校的学习科目和科举考试项目。（文／蔡驷读历史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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