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讲稿之11
先秦历史散文一
江山多娇娆著
先秦历史散文，除较早的甲骨卜辞之外，主要是《春秋》《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一.《春秋》
此处所讲《春秋》，是指鲁国春秋，亦即鲁国编年史，按年代顺序编写的鲁国史书。其实，这种编年史，周王朝和诸侯各国都有，墨子就曾见过“百国春秋”。因为当时各诸侯国都曾设置史官：左史、有史。前者记言，后者记事。记事就是《春秋》。这类历史书起初都存于官府，鲁春秋原是哪个史官所写，已难考证。到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有人开始对这些官府保存的史书加以整理，编写出新的历史，于是就有私人著述的《春秋》。而第一部私人编撰的历史著作就是孔子修订整理的鲁《春秋》，也就是文学史上常说的《春秋》，亦即我们所讲解的《春秋》。
这部《春秋》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年）这二百四十二年间周王朝、鲁国及其他各国的重要事件。例如：晋楚泌之战，《春秋》就有十二个字的记载：“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泌，晋师败绩。”甚至，当时山川日月天气变化，《春秋》中也有记载。仅日蚀一项，就己有三十七次。书中所记各国大事，孔子还以自己观点予以评断，暗寓褒贬之意，即所谓“微言大义”。
在写作上，《春秋》叙事简明扼要。孔子整理的这部《春秋》，虽然记录二百四十二年包括周朝、鲁国及其他各国的重大事实，但总共只用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而每件事起于何年何月何日何地、何人参加、结果如何，顺序写来，意思完整无遗，却又简明扼要。故《史记》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游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辞，不能改一字。”
《春秋》用词准确。孔子在《春秋》中遣词造句极其谨严。即使记战争，也根据战争性质、经过、结果、双方态度，选用了十一个不同动词：伐、侵、袭、入、克、灭、取、战、围、歼、追。既表明了作者的看法，也给读者以准确概念。孔子字斟句酌，推敲琢磨，纠正了原来的谬误，使之更加合情合理。《春秋》庄公七年中，原文是“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雨星不及地尺，而复。”意谓“夏季四月份，辛卯这天夜里，看不见恒星，半夜时，星石像雨一样落下来，落到离地不到一尺高的地方，又回到天上去了。”诚然，天体变化莫测，可能会出现某些怪异现象。也确实有过陨石雨。但是，陨石落到离地不到一尺再飞回去，却是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因此，孔子将“雨星不及地尺而复”改为“星陨而雨”，陨石像雨一样落下来，就易于理解，符合事实。可见，孔子修订《春秋》，花费过创造性劳动，故而在战国时期已经大行于世，成为儒家五经之一的经典，受到其他各派学者称赞。
这部《春秋》叙事条理，逻辑性强。为正确叙述事件本身发展过程，准确表现各人对事件的认识顺序，《春秋》中使用了变化多样的句式，使叙事条理逻辑，明白简洁。僖公十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意谓“周历正月初一，陨落的流星落到宋国共五块；同一个月，人们看到六只水鸟在天空退飞，过了宋都就看不见了。”）前后的两句中，词序不同：“陨石于宋五”，谓语、主语、状语、定语。与“五石陨于宋”相同，但作者却不说“五石陨于宋”，乃是意味着人们先看到自天上陨落下些东西来，落到地上才知道是石头，不是落在一处，而落在宋国境内，调查后才知道是五块，所以写作“陨石于宋五”。而后一句，“六鷁退飞过宋都”，顺序是主语、谓语、状语。人们先看到天空飞着六只鸟，然后辨认出是鹢，仔细再看，原来是“退飞”。极目视之，看到它退飞过宋都就不见了，所以便写作“六鷁退飞过宋都”。这两句不仅表现了作者对事物的认识力和表达力，而且这种句法合乎事物的过程，合乎读者的思维路线，使其得到明晰而完整的认识。
虽然《春秋》具有上述优点，但倘若作为文学作品要求，却觉得失之过简，有些像新闻提要，不如《左传》生动有趣。
二.《尚书》
《尚书》主要是历史书。春秋之前，历史书都是官方史官编写。殷商、周以及他国，都设有史官：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君主言行，史官都要记录。“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尚书》，尚者上也，即上古之书。据说，此书原有百篇，编次杂乱，后经孔子纂辑整理，加上序言，遂成经典，称为《书经》。但后人并不相信孔子纂辑之事。自汉代以来，《尚书》有古今之分。亦即有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秦始皇焚书时，史书、医、农、占卜之书，可以不烧，故汉初经学家存有《尚书》，是当时通行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尚书》。据传，汉文帝时寻求能治《尚书》者，只有伏胜能懂，已经年老难行，便派晁措学得，《尚书》得以保存。尔后汉景帝之子刘恭封为鲁王，为扩大宫廷，而拆毁孔子故宅，从夹壁墙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伏生所传多出十六篇，称古文《尚书》，早就逸失。
《尚书》主要是史官记载周商等王朝君王的誓、命、训、诰。誓，誓词；命，命令；训，训词；诰，告示。
一是反映周、殷等王朝之间的斗争历史。如《牧誓》《大诰》。《牧誓》是周武王继位后第十三年二月初五这日，天还未明，周武王率领西方庸、蜀、羌、袤、微、芦、彭、濮等八国军队和周王室军队在殷都朝歌以南牧野誓师征伐商纣王，指出其五大罪行：一是听信宠妃妲己谗言，说母鸡不能打鸣，否则，家道衰微。纣王听信妲己，使国家衰微。二是废弃祭祀神灵祖先。三是废弃父母兄弟，不加任用。暴虐百姓。等等。说明了讨伐纣王是讨伐无道昏君。继之讲明如何列阵攻击，注意攻击六七步之后就要整顿一下阵容。最后讲明“弗御克奔”，不要虐杀纣王军中投降过来的俘虏。整个誓词，理直气壮，语言简洁，条理清楚，反映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必胜信心。
《大诰》可谓发表的告示。周武王灭掉殷商杀死商纣王之后，仍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地，并且命自己两个兄弟管叔、蔡叔监视武庚。武王死后，周成王继位，年纪幼小，依靠叔父周公旦辅佐。不料，管叔蔡叔竟然与武庚勾结，叛乱反周。于是周公奉成王之命，兴师东伐，讨伐武庚。出兵之前，乃作《大诰》，告示国人讨伐武庚原因。
可见，《牧誓》《大诰》反映了周殷之间的斗争。
同时，《尚书》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两种思想之间的斗争。从《盘庚》三篇（上、中、下）就可以看出。商代共历三十一王，盘庚是第二十个商王。在他之前，商曾五次迁都。商最早住于河南商丘一带，为开发西部北部，盘庚之前，曾向西迁都三次。后来商地遭受黄河水患，商族便退回到庇、奄（即山东东平到曲阜一带）。盘庚继位后，感到商都设在东方，不能使经济迅速发展，不便于掠夺西方北方游牧部落的人口财富，没法进而发挥军事力量和开发国土，所以决定西渡黄河，迁都于黄河以北的殷地（河南安阳）。但是，这对原来东方奴隶主、苟且偷安的大官吏不利，于是他们便假托天命，利用部分人怀乡恋土的保守思想，制造流言蜚语，煽动民众起来反对迁都。迁都于反迁都的斗争，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是开土扩边与苟且偷安两种思想的斗争。盘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集大奴隶主、大官吏、商民众，发表了长篇讲话，后人称之为《盘庚篇》。
在这篇散文中，盘庚反复说明迁都理由，把旧都比作“颠木”，新都比作新生枝芽，说“颠木之有由孽”（倒撲的树木可以生出新芽）。他劝告群臣服从王命，“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要像网一样紧紧系在纲上，才能有条不紊；要像农民一样尽力耕作，才能大有收成）；他责备群臣的妖言惑众，说“恐沈于众，若火之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撲灭？”意谓使错误滋长起来，就会像燎原的大火。等它燃烧起来，连接近它都不可能，又怎么能撲灭呢？他告诫民众，要好好服从命令，否则，“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厥哉！尔沈不属，唯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何廖？”意谓倘若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你们就会自找苦头，好像坐船一样，你们不快过河，犹疑不决之中泡烂了你们的船。你们的船沉落了，但是并非只有你自己，你们让大家都沉落到水里去了。你们没有审查这种情形，只是自己发火发牢骚，怎嘛会得到好处呢？作者以不少生动比喻说明了迁都重要。历史证明，盘庚迁都主张的正确，迁都之后殷商经济文化确实有了较快发展。新都安阳小屯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
《尚书》也反映了统治阶级为巩固统治而对历史经验注意总结的情形。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从历史上，特别是前朝亡国教训中，总结了一些以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有的仍有启发教育意义。
例如：敬天保民，不图安逸。《无逸》一篇就是从这种思想出发，告诫年幼周成王，不要荒淫享乐，贪图安逸，殷中宗之所以享国75年，高宗享国59年，祖甲享国33年，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稼穑之艰，耕种收割之苦，不敢享乐安逸，而其后君主，“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所以享国日浅，或十年，或七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因此，周公告诫成王，不要乱伐无罪、乱杀无辜，要勤于政事，“怀保小民”，“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酒于酒德”，观点还是比较进步的。
例如：《尚书》主张礼贤良士，不能固执己见。《秦誓》就表现这种观点。秦穆公派兵袭击郑国之前，老臣蹇叔劝谏秦穆公，“劳师远袭，敌军必知，不可出兵”，穆公不听，仍派孟明、西乞、白乙三帅领兵出征。蹇叔哭泣为之送行，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师之入也”，穆公愤怒，派人对蹇叔说“尔何知，中寿，尔慕拱矣”意思是你知道什么，你坟墓前的树木长成了，你的坟墓墓门打开了，你该死了。结果，秦兵果然遭到晋兵伏击，三帅被俘，全军覆没。秦穆公非常懊恼，特写《秦誓》：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犹询之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弗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人之庆。
意思是：
秦穆公说：“喂，我的群臣们，听着，不要喧哗!我一定要把许多话中最基本的话告诉你。
古人说过：“老百姓都认为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好事，固执自己的意见时，就会做出许多邪僻的事。责备别人，没什么难事，但被人责备却能从之如流，才是困难的啊！我所忧虑的，是光阴易逝，机会一旦错过，就再也不会回来。自己虽常怀念古代的谋臣，但却不能实现愿望，成就己之事业。唯有今天的谋臣，姑且可以亲近。虽然如此，尚且还要询问年事已高的退休老臣，请他们参谋，那才不会有什么差错。
那勇武的贤臣，腰板气力虽然已经失去，我仍然亲近他们。而那些体力强壮、有勇无谋的一勇之夫，即使他们骑射驾车的本领相当熟练，我也并不抱着怀才若渴的愿望。而像那种见解浅薄、习惯撒谎、迷惑视听之人，我哪有功夫去亲近他呢？
我梦寐怀念的是这样一位能够担当大任的大臣。他有决断的魄力，虽然并无其他技能。他有宏伟抱负和乐道好善之情，像是有很大容量。他对别人独特的技艺，就像他自己所有的，爱护而不嫉妒；对于别人的才能见解，就像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一样。之所以如此，都是由于他有容纳众长的气度和容量。靠这样的大臣来保护我的子孙后代，就能给老百姓带来长远利益。而有的人，则对别人的长技，嫉妒讒毁，使天才的见解无法实行，就说明他不能容人。用这样的人就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后代，黎民百姓也会因此而受其危害。
所以说，国家的能否安定，是一个人造成的；国家的强盛，也是一个人恩赐的结果。”
从这篇誓词中可以看出，秦穆公从失败中得到了教训，看到了礼贤良士的重要意义，表明他不愧为一位雄心勃勃、有进取精神的政治人物。
同时，《尚书》也反映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服。例如《多士》，是警告殷遗民之词。殷被周灭之后，周公在洛地另建都邑，将殷之遗民迁去，并以周成王之命，警告这些遗民安分守己：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用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意思是：秦穆公说：“我重申以前的命令，不杀害你们，还要赐给你们恩德。我对于四方之士，都不加排斥，只要你肯为我服役，供我驱使，替我奔走，那么你们还会保有你们的土地，上天也会怜悯你。如果对我不敬，那不仅要丧失你们的土地，我也会把上天对你们的处罚加到你们身上。”实际就是警告被统治者老老实实，否则就要坚决镇压。
总之，《尚书》反映了殷商、周王朝的历史斗争，尽管不能作为信史认为完全有据可靠，但不失为较好的历史散文。
而且，《尚书》写作上也有特色：文字艰深难读，佶屈聱牙，但是有些篇章，叙事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较之《春秋》那种提要式散文，显然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