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历史事件尤其是历史人物的记载，即作《春秋》，达到“劝”与“惩”的目的，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传统。孔子作《春秋》是这个目的。《春秋》中的“书法”，在孔子以前的史官中实际上也有，而且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春秋》谨严的特点，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便是记事过于简略。比如刚才我们讲的郑庄公——“郑伯克段于鄢”，如果单凭这六个字，我们当然不知道整个事件的过程。
好在《左传》写了那么长、那么具体的事件发生的情节、细节、人物，等等，来补充它，使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果是单单那么几个字，我们就不能够了解事件的过程了，来龙去脉也不清楚了。《春秋》所记之事，少者一事仅一字，最多者一事也仅四十余字。这样简略的记载，类似于今天的标题新闻。作为一部史书，这么简略，你弄得像标题新闻一样，当然无法了解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也就不能了解历史运动的全过程，更无法使人从中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为什么兄弟之间会有隔阂，以至于变成敌人？姜氏为什么爱共叔段，不喜欢郑庄公？这个事件如何发展？我们都无从知道。郑庄公是春秋初期的一个小霸，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小霸呢？这与郑庄公个人性格的发展、形成，也是有关系的。但是你如果仅仅是“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人物他怎么样会成为春秋初期的小霸的。这就是它的缺点。总之，发生于隐公元年的一件重大事件，是郑庄公与兄弟段的战争，《春秋》仅以“郑伯克段于鄢”六字记之。从这一点上说，王安石批评它是“断烂朝报”，还是有道理的。《尚书》和《春秋》，一为记言，一为记事。那个时候为什么言事分记呢？其原因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恐怕有以下几个方面。史官不同，职责各异。根据他的职责，各人记各人的，当然它就不一样了。
这点应该要注意。当时的书写工具当然还是非常简陋的，在这样简陋的情况下，要完成像《左传》那样大部头的鸿篇巨制，还有困难，更无法写成像《史记》《汉书》篇幅那么大的一部著作。所以，在书写方面，他只能尽量简略。打个比方：我们用毛笔来写，跟钢笔来写就不一样。用钢笔来写，跟现在用电脑来打又不一样。书写工具的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可以方便你记载非常复杂的、非常详细的内容；而书写工具非常简陋、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你当然尽可能地简略。这是一个原因。恐怕更多的只能从单一的线性因果关系的方向去审视历史。各看一个方向，不能够综合起来。所以，言跟事分开来记，恐怕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同学们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或者找出其他的原因来，欢迎大家做进一步的探讨。
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留下的轨迹。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构成了历史过程。即如《尚书》与《春秋》，单一的记言或者单一的记事，二者共同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没办法反映出人的综合活动。一些成书较早的诸子著作，也是重在记言的语录体散文。
《春秋》记的是事件，但也只是简单地簿录式地排比历史事件，同样看不到人物的行动，孔子作《春秋》，他的目的是“惩恶劝善”，可是你没有展示人物的具体活动，怎么来惩恶劝善呢？“恶”在哪里呀？“善”在哪里呀？都不清楚。而且《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实在难以显示历史的详细面目。有了《春秋》的经，没有《左传》这样来补充解释它，即使圣人闭门苦思，十年也不能了解。
这就从侧面来告诉我们：“经”太简单，太简略了，后人没办法了解它的历史真实。桓谭就表示了对《春秋》记事过于简略的不满。“传”是解释“经”的。没有“传”，人们就不明白“经”写的是什么。即使圣人闭门想十年，也一头雾水，不知它说什么。要“传”，就是因为“经”太简单了。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尚书》和《春秋》，一个记言，一个记事，言和事分开来记。那么，像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这是大事啊，可是《尚书》却没有记载。
而殽之战秦军打了败仗，秦穆公知道了，这是他的错误，不能怪三帅，即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这三帅，不能怪他们，秦穆公后来做了一个很深刻的检讨，就是《尚书》里的《秦誓》。刘知几讲：这是大文章啊，很重要的一篇文献，可是《春秋》也没记。所以，记言和记事分开，是有缺陷的。刘知几的话是有道理的，他发现了问题，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尚书》与《春秋》“分尸其职”的不足，也就是记言与记事分书所带来的必然缺陷。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同样也在发展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