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说舜囚尧,尚书说尧禅让于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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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竹书纪年》的说法,我个人更倾向于禅让制。成书时间《竹书纪年》是魏国的编年体史书,记载相对比较简略,成书时间是战国时期。禅让制这一说法来自于《尚书虞书尧典》: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当然,也有人质疑《尚书》的版本,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确实留下了诸多遗憾。众所周知,《书》是孔子所编纂而成,成书时间为春秋中叶,早于《竹书纪年》。《论语尧曰》的第一句是这样的,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么说来,至少在孔子这里,禅让制为真。从成书时间上说,《书》远早于《竹书纪年》。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从古墓里出土了一堆早期的竹简,就能证明它又多权威,而我们手上的资料全错了。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的需求也不同其实,五帝时期,所谓的国家不过是黄河流域的一些部落。酋长通过部落民众选举或前任酋长的禅让而产生,也算是合情合理。难道这世上刚出现人类,就有了家天下的世袭君主制度了吗?这显然是不合乎常理的。世袭君主制度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产物。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人一生下来就如一张白纸,那时几乎是心无杂念,所以,小孩子是比较听话的。过了几年,他接触的东西多了,家长就会有这样的烦恼,突然感觉说话渐渐不好使了。等他长大后,家长的话就彻底成了耳边风。五帝时期人类的发展亦是如此,五帝时期的民众从母系氏族转换到父系氏族,能有什么需求呢?满足简单的温饱需求就非常满意了,当然是能者居之。那么,部落首领得到什么好处了吗?我看未必。无论是舜帝还是大禹,都为部落或国家的发展操碎了心。正如秦二世胡亥所言:尧、舜住的是茅草屋,吃饭用土碗,喝水用瓦盆,连看守城门的人都不如,大禹为了治水,亲自拿着铁锹,双腿整天浸泡在泥水里,小腿上的毛都掉光了,比奴仆还辛苦。像舜、禹,虽贵为天子,事事躬先士卒,当这样的国君还有什么意思呢?夏启之后到了夏朝帝启之后,渐渐地有了家天下这样的概念,国君便把天下的一切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时,人们的需求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不再满足于普通的温饱,而产生了占有的想法,然后为了占有便有了争夺的想法。因此,禅让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定阶段的产物,现在的人理解不了,并不能代表上古时期就没有存在过。敢问,面对洪水滔天、天下陷于一片汪洋之时,让你就帝位,你会愿意吗?所以,那时的帝位对今人而言可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竹书纪年》观点的权威性个人认为,《竹书纪年》不过阐明了战国时期的一些人对于禅让制的一点看法而已。难道当时的一些史官就能对距离那时大约年前的历史了如指掌?不过也是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推测,更有甚者是为了达成国君的需要吧。毕竟魏国有这样的需要,三家分晋是周朝自建立以来最礼崩乐坏的一件事情。倘若上古的帝舜、禹都是靠这样的手段上位,那么大约年后的三家分晋也似乎并不过分了,至少不会为后人所诟病。如果对几千年前的传说略微加工,便能洗白自己掠夺公室的行为,三晋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竹书纪年》的权威性有待商榷。结语社会是动态发展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同样一件事情,不同时期的人们看法当然不会一成不变。五帝时期,心无杂念的人们认为禅让或选举制度符合当时的国情;成书于战国的《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舜囚尧,舜野死”仅仅代表了战国时期魏国对上古时期君主更迭的看法,其权威性有待商榷;今人更应理性地看待此事。禅让制极有可能就是某个时代的产物。或者,就诚如多数人心中的所谓人性论,试问哪个人愿意接受当时五帝的肥差呢?要不,您去治个水试试?就好像,谁都知道亡国之君没有什么好下场,有几人乐意去做那个显而易见的末代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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