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东魏军队趁着侯景反梁的机会南下略地，一年后基本控制了原属于梁的淮南地区。对魏军长官辛术而言，这次出征不仅给他带来了事业上的成功，还带来了一份意外财富：
及定淮南，凡诸资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馀卷，并顾、陆之徒名画，二王已下法书数亦不少。具不上王府，唯入私门。及还朝，颇以馈遗权要，物议以此少之。（《北齐书·辛术传》）
而对于想了解六世纪萧梁王朝文化生活的读者来说，辛术的收获同样是一份意外财富：和建康、三吴、荆州那些发达都会不同，淮南早在刘宋丢失淮北以后就成为南朝的北境，兵乱频仍，是一片属于军镇与荒邑、边民与豪帅的土地；当辛术到来时，不要说沿淮地区，就连靠后方的广陵、合肥也已经被侯景屠掠过——所以谁能想到，就是在此时此地，尚能找到万卷佳本和法书名画。
万卷
在古代中国的任何时段，万卷都是个不可小觑的书籍体量，直到明清，“万卷楼”这种名号仍以其简单直白的炫耀效果而广为藏书家青睐。即使不去与卷容量弹性更大的后卷轴装时代相比，就在辛术南下之时，西魏的国家藏书还没有超过八千卷，而南朝宋齐两代国家藏书都在一万多卷，梁初始突破两万，这样看来，淮南的万卷书，当真是十分可观的。
事实上，生活在中古时期，坐拥千卷就可能被载入史册了。自宋齐好书之士如谢弘微、沈亮、褚渊、柳世隆、刘善明、沈驎士等，至唐之韦述、柳公绰，后梁之孙，后唐之张宪、贾馥，藏量都在千卷级。晋人范蔚有书七千馀卷，吸引远近来读者恒有百馀人；北朝魏齐间，邺（今河北临漳）令宋世良家有书五千卷，渤海（治今河北东光）人刘昼亦因往求观。这说明千卷书已经可以辐射到一个相当的地理范围、或者说可以承担起一个区域图书馆的角色了。
万卷藏书家的现身，似乎比千卷者还要早。桓谭在《新论》中提到，他的朋友梁子初、杨子林二人平生“所写万卷”，那么东汉初就有万卷藏家了。又据《博物志》，蔡邕也有书近万卷。但是此后，这个级别的藏家就从史料中消失了，再出现的万卷主人——陆澄、崔慰祖、沈约、任昉、王僧儒、李业兴、张缅、张缵、萧统，萧绎，萧勱，许亨等等，上距蔡邕皆已二三百年。而这些人里除了陆澄、崔慰祖时代稍早卒于萧齐末、李业兴是北朝人外，其馀全部活跃于梁代。
在三至五世纪之间，可能还有些藏书家的藏量数据未被史籍记录，但由已知信息勾勒出的藏书力从高峰到低谷、从低谷再到高峰的趋势，大体是有参考意义的，而且，它也可以与国家官藏的变动曲线相印证。西汉末年，国家藏书整理后计为一万三千两百十九卷，西晋达到了两万零九百三十五卷，永嘉南渡后猛跌到三千零十四卷，宋元徽间有一万五千零七十四卷，齐永明间有一万八千零十卷，梁天监间，新建立的国家藏书机构文德省有书两万三千一百零六卷（秘阁还另有一份收藏），数量重回峰值。现代国家藏书机构和出版方之间有稳定的供应渠道，但是在中古时期，官私收书路径并不差别太多，差别更多体现在实力上，换言之，秘阁不过是力量通常更雄厚的藏家。所以正常情况下，公私收藏意愿和收藏能力的变动趋势，应当是基本一致的。
不过，无论公藏私藏，萧梁藏书只是在数量上恢复到了过去——东晋以前的书籍，经过汉末和永嘉之乱亡佚惨重，汉晋之书很多已经不再会出现在梁人的书单里了。旧书渐亡，新书渐出，看似同一数量级的古今目录，里面暗暗发生着新旧迭代。
新书越出越多，而且越写越大。如果以年萧绎被俘为限，寻找《隋志》中此年以前的大书top15，那么梁人贡献了一多半：
汉唐间书籍，绝大多数是二十卷以下的小书，超过百卷者在《隋书·经籍志》中只占百分之一点五，参照这个数据，可以感受梁人制造的大书到底有多大。如上表所示，大书多是国家工程。而国家工程的组织者自己也特别能写，《梁武帝集》四十卷，《梁简文帝集》乃有九十卷。清代学者赵翼做古今作者产量排行，梁武帝和简文帝分居帝王代表队头二名。而梁武帝经史子集儒释道书法绘画音乐无不染指，文治武功都要，诚可谓中古时期的乾隆。
国家工程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大成果丰盈了官藏目录，但这些大成果未必会进入私人藏书，私藏的新宠儿是现当代个人著述尤其是诗文作品。魏晋南北朝史籍但凡讲到某书导致洛阳纸贵、都下风靡，除了名人八卦书裴启《语林》外，基本都是单篇诗文或别集。引领风尚的畅销作家，则有谢灵运、谢庄、刘孝绰、徐陵、阳休之、邢邵等等。魏收攻击邢邵，说他在沈约集中做贼，《沈约集》一百卷，居《隋志》别集之冠，可见无论剽窃还是抓剽窃，没有丰厚的收藏是不行的。
见存隋以前诗人和诗作量曲线。统计基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因此，梁代的私人藏书家看似回归到了东汉的万卷水准，其实二者相当不同。除了藏品的构成差异外，私藏与官藏的关系也变化了。班固《汉书·叙传》在介绍其伯父班斿得成帝赐以秘书之副后，特别补充一句“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来强调所得之珍贵，这一则可见当时私人藏书之少，二也可见书籍来源的单一。前文提到的东汉万卷级藏家梁子初和杨子林两人都是郎官，而蔡邕曾校书东观，他们的万卷书恐怕也主要是因接触中秘书的机会得来（写副或赐副）。魏晋以下，除了赐书外，很多士人的藏书是承自先人，比如王弼、范蔚、谢弘微、褚渊等。和赐书一样，继承也是个比较封闭的流通渠道，而且往往要数代积累始成规模。但梁人谈论藏书，始爱用“聚书”一词，聚，意味着渠道的多样化。萧绎在《金楼子·聚书篇》中透露他的聚书来源包括赐赠、借抄和购买，他没透露的其实还有巧取豪夺。渠道多则收效快，萧绎因此四十年聚得八万卷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萧绎身份特殊，赐书却并不是他收藏的主要渠道。秘阁不仅不再是人间藏书的主要输出方，有时候反而还要寻求私藏输入，任昉死后，梁武帝就使人查阅他的私藏书录，“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
（《梁书·任昉传》）
就算“秘阁图书，例不外出”
（《南齐书·羌传》）
的老规矩还在，私人收藏却无须仰仗它。国家图书馆近乎寓禁于藏的垄断性已成过去，藏书家不再是秘阁的衍生物了。
佳本
辛术北归后又过了将近十年，北齐秘阁组织过一次校书工程。校书则要有校本，按照惯例，校本主要由多书之家出借，辛术和邢邵、魏收等六人都在此次被点名上借之列。辛术是否拿出了一些他在淮南的秘获呢？其他五人中有没有曾获得辛术“馈遗”者，又贡献馈遗参与了这次校书呢？淮南万馀卷宋齐梁典籍，既是“佳本”，未始没有可能通过“校”的途径，渗透到了北齐国家藏书中。
传[北齐]杨子华《校书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宋摹本
国家藏书的校勘方式，也就是古人口中的“刘向故事”，它其实包括了采访、剔复、校雠、缮写、装潢、分类、编目等一套全活。这样的“校书”，按照现代理念，可能更接近于出版一套新丛书。因此，就像一套丛书一样，最后形成官藏目录的那些书籍，其用纸、书法、版式装帧都是有统一规划的。比如刘裕灭秦，得其官藏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唐人比较梁、陈、齐、周、隋五代官书，说：
梁代有大同、大通年所写书，卷末有校书沈长文、孟宝荣署记。
陈代有太建、至德年所写书卷，权端、胡琛、李真、戚邕、虞综等校。皆用短幅黄牒纸，文字拙恶，书尾者名微位卑，多不审定。
齐、周书纸墨亦劣，或用后魏时字……又无当时名辈书记。
隋代旧书最为丽好，率用广陵麻纸缮写，皆作萧子云书，书体妍妙可爱。有秘书郎柳调、崔君儒、明馀庆、窦威、长孙威德等署纪，学士孔德绍、彭季彰、李文博、袁公直等勘校。青赤二色琉璃轴，五色绮带，织竹帙，紫玄黄表上织成有“御正”、“御副”等字。（《集贤注记》）
官书有定式，私人手里的书籍则未必，尤其到了“聚书”的时代，追求的就是五花八门。像萧绎喜好元嘉版，在藩时“又于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后书五帙，又就姚凯处得三帙，又就江禄处得四帙，足为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并是元嘉书，纸墨极精奇。又聚得元嘉《后汉》并《史记》《续汉春秋》《周官》《尚书》及诸子集等，可一千馀卷。”又好小字书（细书），拥有《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各一部。又好巾箱本，使人写得《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庄子》《老子》《肘后方》《离骚》等合六百三十四卷，“书极精细。”可见私人收藏虽然和官藏一样强调好纸张好书法，但并不追求后者那种定于一尊的统一美学，在版本上更能拥抱多样性。
萧绎以江革、姚凯、江禄家书辛苦补配得全帙，却没写明这到底是什么书。他的书单里写明书题的，倒有不少重复的常见书。这可见萧绎搞收藏的一个主要兴趣点就是“佳本”。好收佳本，就不免得到许多同书异版，这其实颇能给私人书目增添声势。萧绎有元嘉版《后汉》《史记》，有巾箱本《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在东州时还写得过《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各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汉书》一百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三国志》六十五卷，上列这些史书加起来已经超过千卷了。官目中诸书只有唯一版本，所以一书只计一次，至于副本则不会参与正御目录的统计，而法书画卷、内典道书通常独立编目，亦不入四部目录统计。但从《金楼子·聚书篇》看，私藏目录是可以把副本、法书画卷、内典道书一并列入的。以上这些区别，让官私目数据比较时官藏可能要“吃亏”，毕竟在藏书卷数上超过了官藏，并不意味着在藏书种类上超过了官藏。
但梁代私人藏家亦有在种类上下功夫的，如上文提到的任昉，又如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馀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
（《梁书·王僧孺传》）
凡此“异本”型藏书家，所求重点就在稀见书，因此可以从种类上挑战官藏。这样看，萧梁有佳本型和异本型藏家，不过萧绎的聚书单中也有别人赠送的“异书”，藏家们并不非佳即异，只是各有侧重罢了。后来北齐秘阁向辛术等人借校本，总共借来三千馀卷，就已经“五经诸史，殆无遗阙。”
（《北齐书·樊逊传》）
以此推论，萧梁动辄万卷甚至两三万卷的藏家，藏品中佳异本占了很大比例。
书籍是知识的载体，也是“物”本身。如果异本代表着人们对知识的追逐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
，佳本则代表着一种对“物”的欲望。在文学史上，萧梁是一个对物有极高鉴赏力的时代，对好物，诗人歌咏之；对佳人，诗人将其物化以歌咏之。《颜氏家训》说梁朝贵游子弟“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於左右”，这是梁人在历史中留下的一个著名负面形象。但《颜氏家训》这里的观察方式本也就是当时咏物诗的方式：堆积意象，罗列好物。无论贵游子弟，还是他们的批判者，都在以捕捉“物”的方式感受这个世界。佳本，正是物的猎手走进书籍史的猎获。
淮南
辛术在淮南的事迹，其实是借用《史记》的模板写作的。《史记·萧相国世家》说，刘邦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律令图书的书，是指户籍簿册、档案文书之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籍，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它常被史家偷换概念以刻画爱书之人：
（吕）布之破也……太祖又给众官车各数乘，使取布军中物，唯其所欲。众人皆重载，唯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三国志·魏书·袁涣传》引《袁氏世纪》）
及克统万，世祖赐诸将珍宝杂物，顺固辞，唯取书数千卷。(《魏书·李顺传》)
不过，虽然事出同一模板，辛术和袁涣、李顺还有些差异。一方面他所获更多，一举得到中古时期的最高级别藏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他那里爱书籍和爱财货不仅不构成强烈的价值取向对比，反而合一了——书籍就是财货。来自萧梁的书籍在北方可以馈遗“权要”，意味着它并非一般的礼物，而是功利性的期待着交换的货物。这再次让我们看到六世纪书籍史的新动态：书，至少某些书，已经不仅是阅读物，还是收藏品，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还是物本身，因此也是价值的载体。
《隋书·经籍志》盛称梁武帝治下“四境之内，家有文史。”然而，让辛术大获丰收的淮南，并不是普通的“四境之内”；辛术的收获，也不是普通的“文史”；这万卷书的拥有者，也不会是普通之“家”。那么，赫然出现在淮南的万卷，它们曾经的主人都是谁？它们为什么被带到这里、留在这里？侯景之乱前，江淮间书籍和艺术品总量有多少？它们之间有没有在此地通过公私渠道流入北方的？淮南，是否始终有一条通向北方的交易渠道？辛术带走了梁人万卷，却给后人观看梁代书籍史留下了一个窗口。
在梁的淮南荒乱之地，东魏人尚有搜书意识，那么当西魏军队攻入江陵，萧绎四十年所聚并萧梁官藏就在眼前时，北人岂能不全部打包带走。然而，正如我们都已经知道的，萧绎在被俘前焚毁了绝大部分藏书，他最后那句“读书万卷，尤有今日”的哀叹，好像是对蓬勃发展的萧梁藏书事业的一个总结。书被和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这倒不是第一次。梁元帝焚书，很像是与秦始皇的隔空对话：书籍，其实根本无法使人变成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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