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西周覆亡，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中国历史进入所谓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周王室势力衰微，各诸侯国之间为争霸而相互争战，各民族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和族际之间交往的不断密切，陕南地区的各个民族的活动也日趋活跃，与周边族群之间的交往也更加频繁，并通过各种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当时的诸国、诸族混战之中。
一、巴楚结盟与庸人的流散
在春秋初期的历史上，发生了秦、楚、巴共灭庸的大事。公元前年，“楚大饥……庸人率群蛮以叛楚……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随后楚、秦、巴三国瓜分庸地。通过此次军事事件，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出春秋初期庸人、楚人、秦人和巴人的活动范围及其与陕南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楚国最初被周王室分封在荆山之麓的丹阳，到了西周中晚期即周夷王时期，周王室开始衰落，分封的诸侯有的不来朝贡、有的互相侵伐。而此时的楚国却在江汉地区养精蓄锐、发奋图强，逐渐强大起来。
强大起来的楚国也有了侵伐与扩张之志，于是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是第六代楚子，即位后便率兵从江汉地区向北攻打湖北竹山一带的庸国并征服之，所以在公元前年“庸人率群蛮以叛楚”之前，庸国就己经是楚的附庸国了。
春秋初期的庸国的疆域与商周时期大致相同，主要包括今天鄂西北和陕东南的部分地区。作为伐纣八国之首的庸国原本力量强大，当然不愿沦为楚国的附庸，因此借春秋初楚遭饥荒和楚庄王政局未稳之机，联合周边的其他“群蛮”起兵反抗，试图摆脱楚人的统治。
此后，庸人四处流散，并退出陕南的历史舞台。庸国的灭亡与庸人的流散改变了陕南及其周边地区原有的政治与民族分布格局，并导致当地族际关系的演变。
自商周以来，陕南巴人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汉中城固洋县以东、安康坝河镇以西的地区，其北面受秦岭山脉的阻挡，又有秦和诸夏的限制，没有太大的扩展空间；西面和南面又是蜀人的势力范围，而且城固一带已为其控制，也难以进一步发展。
因此相对而言，巴人在春秋初期想要扩张领土，只有沿汉水向东发展消灭庸国及其周边的其他各个部族。这样巴人就必须与庸国东面的楚国处理好关系，以打通东进之路。
此后，巴人和楚人联兵四处征伐，最终有了上述的灭庸之战。“此役楚不但占领了庸国以西的大片地方，消除了楚的后顾之忧，而且还为尔后的疆域扩张奠定了广阔的后方。此时巴国则从陕东南扩张鄂西北，占领庸之地，深人到大巴山东缘，并夺取了庸之鱼复，得以染指川东，为此后南下转入川东创造了立足的根据地”此外，笔者推测巴人的活动向东扩展的另一原因可能是受其西部蜀人的进逼。
与此同时，秦人也趁机从渭水流域的关中盆地越过秦岭向南发展，并一度占领了城固、洋县以西、汉水以北的陕南部分地区。这或许也是促使陕南巴人向东发展的原因之一。
从秦、巴、楚灭庸之役以及瓜分庸地的结果来看，位于陕南部分的庸之故地主要被巴人占据，陕南巴人的活动范围也因之由原来的城固洋县以东、安康坝河镇以西的地域，扩展至从城固洋县以东到竹山、房县以西的汉中东部、安康大部以及湖北西北部的大片地区。
楚人的势力虽然进入汉水上游的安康东部地区，但却有一部分迁入商洛的丹江上游地区。这样，陕南的巴人便与楚人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巴人进一步东向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
在秦人、巴人助楚人灭庸之后，濮亦为楚所灭。在这之前的春秋初期，濮人依然活动在以鄂西、湘北为中心的地区，其北部疆域到达安康平利、镇坪一带。到了春秋初期，楚武王“乃自立，为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始开濮地指的就是楚人开始往西向鄂西、湘北一带拓展疆域，征服包括濮人在内的所谓“百濮”。
这种征服战争持续了很久，最终因濮人参与了上述庸人叛楚的战争，双方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楚人灭庸的同时也打击了濮人。战乱中，部分濮人纷纷向西南和汉水上游流徙。战国以后，江汉地区的濮人、西迁汉水上游的濮人逐渐融入到其他民族中，在楚国境内者也被其他民族所融合；东徙的濮人与越人相结合后被称为越或百越，因而此后文献中不再见有濮人的记载。
二、巴楚之战与巴人的流散
庸国灭亡后，巴、楚之间时战时和，双方的联盟关系逐渐走向破裂。据研究，“进入战国时代，巴、楚时常战争，史称‘巴、楚数相攻伐’。那时，两国间虽尚存婚姻关系，楚师也曾救过巴国的内乱。但与昔日的政治联姻相比，己不可靠。
而楚援巴，是以巴割让领地和城池为代价的。因此那时的巴、楚关系，本质上利益关系”。而与楚相比，巴人所处的地域局促，在实力上明显处于劣势，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巴人东向发展的雄心。
《左传》曾记载：“巴师伐楚，围鄧，楚迎战，大败巴于鄧”。双方的这种联盟关系就此开始走向破裂。巴人此次主动出击，却被强大的楚人打得大败，不仅东进的势头受到了遏制，而且很可能损失惨重乃至元气大伤。此后陕南的部分巴人南下长江干流、转入鄂西、重庆和川东地区，与商代晚期就流徙于这三地的巴人会合。也就是说，后来湖北清江流域的巴人，很可能有一部分来自陕南汉水流域。
在此要强调指出的是，此次战争虽然导致陕南部分巴人南迁，但却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巴人自此从汉水上游消失巴人在汉水大巴山间无法立足”或是“巴国不得不弃土南迁”。事实上，除了大部分人南迁入鄂西清江流域外，仍有少部分巴人在汉水上游的安康一带留存下来。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安康白马石遗址中发掘出了八座战国中期的墓葬，出土了五件青铜戈，其间带有虎形纹饰，并刻有巴蜀文字。这与巴蜀墓葬所出者特征几乎相同，因此推断，这批墓葬为战国中期的巴人墓。这一发现表明，至少到战国中期，陕南安康一带仍然有巴人在活动。
由此可见可见，公元前年的巴、楚之战役，陕南巴人并没有全部弃土南迁，当地的巴人故地也并没有完全被楚吞并；楚人所占据的只是鄂西北的房县、竹山、竹溪以及陕东南的白河、旬阳等地区，即原始人活动的主要地区。考古工作者在郧西县曾发掘出土了一批具有楚文化特点的遗物以及陶窑遗迹，从时代上来看大约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阶段，也可证明这一点。
不仅如此，楚人在占据了这一地域后，还在此首次设置了汉中郡。据研究，楚之汉中郡的范围北到今商洛地区商南县武关河一带，南到大巴山、荆山一带，东到湖北房县，西到安康旬阳地区。
楚国汉中郡的治所则在丹水与汉水交汇处的丹阳，即今天的湖北地区丹江口水库一带。此汉中郡设置的原因则与秦在陕南的扩张活动有关。秦人在击败陕南西部的巴人、和蜀人后，实力逐渐强大，其势力范围不仅越过了秦岭，还进一步向安康盆地和商丹盆地挺进，楚人设郡也正是防守秦人的南下东进。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安康旬阳县的县城以北地区先后发现了战国中、晚时期的楚墓，而在邻近的安康市却没有发现楚墓，只发现有巴墓和秦墓。由此可以看出，以旬阳为界，旬阳以东至房县以西的陕南地区属于楚人的实际控制范围；而这一时期的城固洋县以东、旬阳以西地区应该还有少部分巴人留居此地，而秦人的势力也发展到这里。
三、秦蜀之战与巴蜀衰微
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少部分蜀人活动在汉中的城固、洋县一带。春秋中前期，蜀国处在杜宇族的统治之下，“以褒斜为前门”。按褒斜在今陕南汉中秦岭南麓褒谷口，距城固、洋县不远，可能就是当时蜀国直接统治区域的北界。这一时期陕南的这支蜀人应该主要活动在城固、洋县往西到褒谷口一带的地区。易言之，陕南西部地区此时属于蜀人的活动与势力范围。
从春秋中期一直到战国后期，蜀国处在开明氏的统治之下。开明王朝时期蜀人国力强盛，大力对外扩张。根据文献记载，开明王朝在建立伊始就开始发动了南征北伐的对外扩张战争。作为古蜀王国北境的陕南汉中是其与中原交通的重要门户，不仅是古蜀王国力保的战略要地，而且是力图北进的战略方向。
春秋中期，蜀王开明二世卢帝自汉中谷道“攻秦至雍”。雍在今陕西宝鸡以北的凤翔县，曾经是秦的国都。从地理位置上看，南郑位于褒谷口的正南方向，为蜀地前往褒斜的必经之地。蜀北上伐秦，必经褒斜道前出，故知此役蜀国必已先期攻克南郑。
由此看来，至少在春秋前中期，南郑可能己并入蜀的版图。自开明二世攻秦以后至公元前年，蜀、秦之间并无战事，蜀人自然也不可能将南郑之地拱手送秦。
到了战国初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并企图越过秦岭南略汉中。自此以后，蜀、秦之间围绕南郑展开了大规模的争夺战。
自春秋初期以来，陕南的蜀人主要活动在城固、洋县以西到南郑、褒谷口一带的汉中盆地，西与巴人为邻，时间长达余年。由于蜀人的扩展侵占了巴人的地盘，所以通常认为双方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亦即史称的“巴蜀世战争”。但是这一情况很可能只是针对巴国与蜀国的整体关系而言的，具体到陕南地区巴人与蜀人关系则有所不同。
有迹象表明，在长达多年的相处过程中，陕南蜀人与巴人的关系反而日趋紧密。如蜀王之弟苴侯被封汉中就与当地巴人亲近，反而疏远蜀国，从而招致公元前年蜀王的征讨。苴侯逃至巴人处避难，并与巴人共同遣使向秦人求救。然而巴蜀在陕南相互争战以及蜀国的内部纷争，却为秦人在陕南的扩张活动提供了可趁之机。
秦人非常清楚只有将巴人与蜀人活动的地域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进而才可以向东攻入楚国，一统天下。苴侯与巴人遣使求援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公元前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遣大军入汉中驱逐蜀国军队，进而从石牛道南下征服蜀国，贬蜀王为蜀侯，并以陈庄为蜀相，从而控制蜀地，蜀国灭亡。随后，秦国又趁势消灭了紧邻蜀国东边的巴国，将包括陕南的蜀人和巴人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
总结
一般认为，某个地区的地名可能与某个特定民族长期活动于此的影响有关。比如，在汉中地区的秦巴山区，特别是巴山中以巴、坝为地名的地区不少，像巴山中的镇巴县，南郑县的喜神坝、牟家坝，城固县的二里坝，秦岭南麓的留坝县等以“坝”（巴）为地名的约有百余个。
相较秦岭以北的关中地区，则基本不见用坝作地名的，表明这里确实与古代巴民族的活动有关。陕南巴人在春秋战国以后尽管大部流散，但其影响却留存至今。
秦灭巴蜀后，陕南地区的汉中、安康盆地一带成为秦国的一部分，秦人则逐渐在此进一步扩张，并于公元前年设置汉中郡，当地残存的蜀人和巴人或沦为秦国的臣民，或流散到盆地周边的山谷地带之中。
与此同时，秦国还从关中地区向巴蜀地区大量移民，陕南地区以巴人和蜀人为主的民族分布格局从此发生改变，秦人逐渐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