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以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春秋丧乱，战国荡灭的根本原因在于礼崩乐坏下的弱肉强食，智力取代了礼法，野蛮摧毁了文明，诸子百家，纵横鬼谷，兵家阴阳，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人们开始信奉另一套价值观：拳头、智慧、阴谋、兵器和力量。
而春秋战国谋士集团正是这一套价值观念的代言人，很大程度上他们造就了周朝的灭亡和分裂，很大程度上使得春秋战国的动荡和混乱持续了一个更长的时间。对他们的批判并不是否定他们的价值，而是思索他们在春秋战国这个特殊年代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春秋战国谋士：肉弱强食和丛林法则的信奉者们
针对春秋乱象，孔子痛心疾首地说“礼崩乐坏”，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公元前年，宋、楚逐鹿中原而战于泓水，这就是宋楚泓之战，宋襄公在战争中的举动后来被评价为“蠢猪式的仁义”，因为他坚持遵守一些战争规则，在敌人渡河的时候不出击，要等到对方排好队形以后才出战，这就是所谓“不鼓不成列”。左丘明《子鱼论战》中对此讥讽嘲笑说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致志，鼓儳可也。
子鱼嘲笑宋襄公不懂战争，何必遵守这些条条框框，战争就是为了胜利，半渡而击又如何呢？子鱼的说法当然是站得住脚的，军队为了胜利有时当然可以不择手段，孙子在其著作《孙子兵法》首篇中就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东周建国以来，由于王室衰微，从此诸侯并起，天下纷争不断。传统的礼乐制度正在崩溃，从前人们信奉的那一条礼法正在慢慢丧失它的效用。
人们开始信奉一些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和计谋。宋襄公是一个保守而又老派的君主，他固执地坚守着一些传统的价值观，这些价值原则在有些人看来尽管已经过时了，不值得再去遵守了，说到底人们希望在战场上无限制地使用各种手段取得胜利，而不是受制于某些条条框框。郑庄公不可谓是春秋以来第一个奸雄，他不仅对待周王室不尊，而且后来还收割成周的麦子，公然对抗周王室，最终引发两国战争，在战争中以巧妙的战术取得胜利，郑庄公的手下还箭射周天子，使得后者颜面扫地，事后却假惺惺的说君子不欲多，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
当礼法崩溃，智慧和计谋沦为主流信条时，于是涌现了像管仲、先轸、百里奚、孙武、李悝、吴起、文种、范蠡、苏秦、张仪、商鞅、范睢、韩非等等诸如此类的谋士，这些谋士们“不知有王，没有立场，裹挟智慧，纵横诸侯之间”，他们通过自己的智慧效力于不同的诸侯之间，客观上造就和加速了周王朝分裂的局面，诸侯之间的相互兼并战争客观上也造成了那种诸侯林立的现状。
如孔子虽然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虽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一定意义上以“霸主”的身份取代周天子成为秩序守护者，但是要意识到齐桓公并不是一心一意要辅佐周王室，他只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霸业，换言之齐桓公不过只是这春秋争霸中首先胜出的一个诸侯。他对于周朝的延续和发展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实际上不如说齐桓公的崛起反而是周天子更加衰微的表现。
由于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周王室迅速在诸侯之间失去了威信力，这为诸侯争霸提供了舞台，同时也为那些谋士们提供了表演舞台，如晋国在先轸、狐毛、狐偃和赵衰这些谋士的辅佐下取代齐国成为了新的霸主，他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帮助晋国打赢了一场场战争，其结果是晋国虽然强大了，但是周王室变得更加衰微，诸侯争霸的形势变得更加激烈。而像魏国、秦国涌现了像李悝和商鞅这样的改革家，他们通过制定新的秩序和政策帮助国家实现了富强，如商鞅开创军功爵禄制让秦军的战斗力变得更加勇猛，吴起和孙武这些军事家通过自己的才能帮助国家打赢战争，使得诸侯争霸变得更加激烈。
正是在他们的导演之下，春秋到战国以来的战争变得更加频繁，也变得更加残忍和诡计百出，在以智力和计谋取胜的年代，一切的规则和道德都不存在了，周朝所制定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阴谋家、纵横家大行其道，这也就不难怪孔子周游列国却得不到重用。因为在那个时代，诸侯只是一心想着壮大自己，所以他们需要的是像苏秦和张仪这样的纵横家，是像孙武和吴起这样的军事家。春秋战国时代的谋士们抛弃了周王朝，放弃了维持国家一统的选择，而是选择为诸侯国效力，力图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辅佐出一个新的霸主和天子。
应该说正是由于这一群谋士的存在，在客观上加快了周朝的分裂和衰败，客观上造就了诸侯纷争的现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们不再信奉那些古老的价值观和规则，所以宋襄公才会被视为是“蠢猪式的仁义”，既然天下以智力相雄长，其带来的结果自然是社稷无不泯绝，所以春秋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战国七雄常年相争，最后统一于秦国。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春秋战国谋士集团一手导演的历史，正是由于他们一批又一批的走上政治舞台，贡献自己的谋略和智慧，最终使得这种诸侯纷争的局面变得更加残酷和混乱，他们信奉肉弱强食和丛林法则，至于像孔子这种一生在为恢复周礼而奔走的思想家和道德家自然也就不受重视了。
春秋战国谋士：没有立场，没有原则，他们一手导演了春秋战国纷乱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谋士们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政治原则，他们今天可能还是某一国的谋士，明天就有可能成为另一国的谋士，他们出没于诸侯之间，游说在各国君主之前，所谓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纵横捭阖，导演了一出好不精彩的春秋战国的纷争戏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苏秦、张仪这样的纵横家，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不论对错，只论立场，谁重用他们就为谁效力。苏秦起先到周天子那里，没有得到重用，于是又前往秦国游说秦惠文王，依然不受重用，进而又去赵国，依然还是如此。最后终于在燕国那里得到赏识，于是苏秦开始了自己游说六国合纵的道路。尽管他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他的个人道德却存在很大问题，他私通燕易王的母亲，因害怕获罪而逃往齐国，但他是作为燕国的间谍和卧底而去的，在齐国他一心想要搞垮后者，最终在死后暴露了这一切。
再譬如张仪同样如此，他为了破坏苏秦的合纵，同样作为政治卧底进入魏国担任相国，然而却一心为秦国谋求利益，后来他被秦国抛弃，于是又重返魏国为其效力。由此可见，这些纵横家虽然富有政治才能，但是他们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政治原则，他们的身份更类似于政治掮客，谁给他们好处，谁重用他们就为谁效力，于是在他们的纵横捭阖之下搅动天下局势，在他们的游说之下一会儿让诸侯们联合到一起，一会儿又让这些诸侯分散。
他们操控天下局势于股掌之中，这些都为他们赢得名誉和地位，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缘故，导致春秋战国时代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风云诡谲，因为这一群春秋战国谋士集团的存在，一个个诸侯国崛起，一个个诸侯国倒下灭亡。《孟子》一书中描绘他们的丰功伟绩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随后孟子本人对此发出反对和批判说：
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对这些搅动天下局势的所谓大丈夫是不屑一顾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政治掮客一般存在的谋士们丝毫没有政治原则和立场，虽然他们富有能力，但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大丈夫，在孟子看来“居天下之正，行天下之道，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大丈夫。而这些人实际上不过是一群聪明的政治投机者罢了。
他们得意时纵横天下，失意时却如丧家之犬，然而不管如何，他们毕竟凭借自己的聪慧和才能一手导演了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他们信奉丛林法则和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因此这也就不难怪司马光为何要发出那样的感叹了。当一个时代陷入以智力相雄长的阶段时，自然也就不难怪各种投机阴谋层出不穷，而道德和礼制自然要为它们让路。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何老子所说的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