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
李瑾，男，山东临沂人，现居北京。汉语言文学学士、新闻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有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星星》《诗歌月刊》《上海文学》《创作与评论》《诗词中国》《延河》等刊物发表，并入选《思南文学选刊》《中国新诗排行榜》等多种选本。曾应邀参加草堂国际诗会和成都国际诗歌周。
山东人李瑾在北京工作，他每天通常坐地铁上下班。从家到单位往返三个小时内，他在手机上看书敲字。上班一首诗，下班打磨一篇小说的节奏，他硬是把碎片化时间织补成诗集，小说集，读书笔记集。
李瑾在地铁上写的诗，多是关于历史，关于时间，总体是飞翔的。李瑾写的小说，散文化的，写实风格的，总体是接地气的。年初，李瑾集中出了两本书，一本是诗集《人间帖》，是他近些年的诗作精选。另外一本是短篇小说集《地衣》，关于他家乡一些小人物的生活故事。他的诗与小说，看起来好像彼此不挨，但其实两者又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人在时间里的命运。
叫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李瑾把工作和写作分得很开。工作生活之外，写作是他给自己留的一块精神“飞地”。对李瑾来说说，写作的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写作这个形式本身。也就是说，通过写作这件事，发明本心。“孔子讲为学“求诸己”，孟子讲“求放心”，都试图让自己的精神和人格圆满，写作和读书，在我看来恰恰时发明本心最好的方法。”
与名利无涉，执着于写作，李瑾还看重写作另外一个馈赠：可以把自己的心与现实联结起来，发现这个世界的幽微之处，提升对事物理解的准确度，把握万事万物的道和肌理。“写作的乐趣就在于此：能够发现生活背后隐藏着不一样的世界和不一样的自己。为了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突出和辨认出来，如果不用文字对自己进行清洗，个人始终是浑浊的、漂浮的。”
“一个诗歌写作者必须利用好自己所遭遇的悲伤和孤独”
春秋祭、时间传、光阴史、山河辞、人间帖、枯萎赋、地铁志。看诗集《人间帖》的七卷名字，就可大概猜出李瑾诗歌关切的主题是什么：时间作为主题贯穿整本诗集。他改写典籍、新解时令，记录光阴、写尽山河。
《时间传》一卷全以时令节气为篇名，古老的农谚自然地出现在诗歌里，如《立春》中写道：“和光阴保持距离最好。你看：东风解冻/蜇虫始振，鱼陟负冰。冬天将万物还给山川”。身为历史学博士，李瑾对古籍娴熟运用，使他的现代诗歌具有古典韵味。
在《春秋祭》一卷中，诗歌的标题全选自古书的篇名，《尚书》《史记》《左传》《国语》《诗经》《楚辞》，古典意蕴扑面而来。他使用同样的篇名，改写出他自己的诗歌。在与时间的对峙中，李瑾有时内心平静安宁，与之和解。如在《元日》一首中写，“时间并不可怕/我知道，这股日渐苍老的水里/有很多亲爱的自己，在游来游去。”有时却因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而显得迷茫，如《洪范》中写“盈手可握的生活会一再塌陷/我知道一只鸡的幸福：它不懂得五行/却知道一些刀子何时锋利，何时迟钝/……不像我，坐在湖边，看着/漩涡慢慢涌到自己面前，却不知所措。”在时间中李瑾也寻觅着自我，“这些年来/我在每一个站台、每一个车门出行过/每一个远游的我都不曾回来/他们怀古、摔倒，也许死于一场意外/没有人会知道”。
诗集中有一部分叫“地铁志”。收录了李瑾多首以地铁为主题的诗。事实上，由于常在地铁上写诗，李瑾被称为“地铁诗人”。地铁属于密闭空间，喧闹拥挤，却正好可以观察世间百态，空白的时段里，更能感知到情感细微处的涌动。密闭的空间里，喧闹但陌生人并不交谈，人群中相对纯粹的自我空间，让人浮想联翩。在地铁里，李瑾终于可以坦然地表现出或者说面对自己压抑的一面了，“面对我这样一个日渐妥协之身/它们黑洞洞的眼神是惊讶还是蔑视”（《我时常会被心爱的人间咬上一小口》）。李瑾有的诗作直接写地铁。比如在《地铁纪》里他写道：“不赞美不难过我和距离的僵持／总由裂缝前来弥合……一列地下铁带着我通往平静的生活。”然而身居喧闹人群，自我主体的完整性又一次被质疑：“在地铁里/我分不清哪一个是我。”（《我的秘密如此孤独，不能对你说》）
除了写时间、写历史，写密闭空间，李瑾也写生活题材的诗歌，并在这类诗作中体现着他的生命意识与对自然规律、人类宿命的思考。他既写北京的都市生活，也关照山东故乡的乡土气息。他《在后海，喜欢上了生活的一个角落》，也撰写《李村人物谱》，讲述故土乡民的悲欢。诗人吉狄马加在为《人间帖》写的序文《时间意识与飞逝的诗意》中认为李瑾在《人间帖》中，在“人间”场域的统摄下，着力于“时间”这一文学中永恒而重大的母题，“为时间立传，为光阴著史，呈现出写作史诗的雄心与笔力。”诗里有时间，笔下有春秋。诗歌与诗人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李瑾说，“诗歌是高贵的、自由的，走向读者的过程却是贫困的、严苛的，我常常告诫自己，一个诗歌写作者必须承担起，利用好自己所遭遇的悲伤和孤独，这是宿命。”
“老家的旧事旧人旧物，我不记录，他们将永远消失”
在沂蒙山区的一个普通村庄，西距沂河两公里，有口人。村中最大的十字路口东南角有一处老宅。东北角有一根电线杆。“电线杆下，便是大家伙儿歇脚、乘凉、聊天特别是拉短长、论是非的场所。”在这场所，家常里短里是人的命运起伏轨迹，埋伏在少年李瑾的心里。多年以后，在北京拥挤的地铁里，李瑾看到的却是山东老家乡亲们的脸。他们或悲哀或歌哭或麻木的脸。
这些脸聚集在短篇小说集《地衣——李村寻人启事》里。小说集中的许多篇目也是李瑾在地铁上写成的，这预示了这些短篇小说真的不长。在《地衣》中，李瑾把视线更深入、更广阔地投向了故土与乡民。用散文化的笔法记录了李村的54个小人物。之所以不用“写”而用“记录”这样的字眼儿，是因为李瑾说，他写的这些人物都是真实的，“都是我熟悉的人甚至就是我自己。当然，虽然每个人都可以代表一个类型，但却不能涵盖芸芸众生里的全部生命体。”
情节没有刻意营造的戏剧化冲突，但每一篇看起来都惊心动魄：他们的命运如此负荷沉重，像匍匐在北方农村地表上的地衣。虽然是小说集，但李瑾却不讳言，书中所写的都是在自己山东老家真实发生的人和事。“我所记录的乡亲，都是熟悉的、亲近的。他们没有那么高尚，高尚不符合人性真实，但他们是生动的、戏谑的，他们和这个无常的人间世保持着对应关系。”
在李瑾笔下，和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一样，李村的人们忙着生、忙着死，糊涂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些人的故事并不传奇，他们普通但又各有特点，固执而愚昧，粗鄙而狡黠，他们斤斤计较，他们薄情而深情。故事没有太大的起伏，人们按部就班地婚丧嫁娶，写到上吊、离婚、死亡等，或是与命运失败的抗争，也不过是平静地叙述，仿佛一切都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之下，千年来都没有太大变化。李瑾笔下的乡村群像中有一些典型人物，如小派头儿，一个好赌且精明的人。在李村众人中，罕见地坚持维持着他的体面，一生都有派头。关于人和钱，他还说过精妙的比喻：“人和钱一样，很可能早晨出去，下午就回不来了。”
为何取名“地衣”？地衣，是一种乃真菌和藻类野合的一种类共生植物，一出日光，地表干了，便枯萎为干瘪的黑屑。不过，地衣生命力极是顽强，见水则复生。在李村，一些人去了，一些人又填上了，正像地衣，在雨前雨后循环往复而生生不息。“老家以及它所衍生的旧事旧人旧物，就是我心里的地衣，以之果腹、疗伤和搁置疼痛而疲倦的神经，甚至进行精神性的反刍，是必不可少而又平常稀松的一道餐饮。”
李瑾与李村的乡亲们相熟，在小说中称呼他们都用绰号指代。这些人大多身份卑微，命途坎坷，性格也各有瑕疵。他们被时代的滚滚洪流抛在后面，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经历着畸形的人生。对于李村和李村的村民们，李瑾说：“我所能做的，就是记录下身边的人，截取我所理解和认识的某个片段，将他们留在地表，借以覆盖我们裸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一句话，我不记录，他们将永远消失，尽管这种努力徒劳，却也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试图。”
虽然在北京求学工作定居多年，但家乡的蒙山沂水始终是他心头最大的“牵挂”，走到哪里。他都无法忘记煎饼、馒头、地瓜和犁、铁锨、镢头。“我首先是一个游子，游子的情感世界一方面与个人的、家庭的亲情彼此牵连，另一方面又扩大到对整个乡土世界的民生关怀。”年“十一”假期李瑾返乡，和老少爷们把酒聊天，李瑾并不是很快乐。“通过他们的口，我知道《地衣》中书写的人物又少了几个。他们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十分沉重。”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已见多了悲欢离合，他们的豁达不是麻木，而是源于生活给他们造成了太多的压抑和伤害，甚至这种伤害已成为日常和习惯。这样坚定了李锦写《地衣》的初心，“把这些被生活忽略、遗弃的人打捞出来。”
李瑾写的李村众多小人物种种平凡麻木但又令人惊心动魄、离奇荒诞的怪异命运，读来令人内心沉重。但或许李瑾已经意识到，或者是一种心理的自我疗救：越是沉重的内容，他的笔力反而越轻盈。诙谐幽默，成了一层保护膜。也在文体上形成一种黑色的高级幽默感。李瑾在小说中表现出的艺术性，得到小说行家贾平凹的好评，“李瑾像是一个雕塑家，寥寥几下，笔下人物就被刻画得极有生气，各有生动的眉目。这些小人物秉性各异，事有本末，但他们传递出了北中国最醇厚的乡土气息。《地衣》是我近来看到的特别轻松又特别有味道的作品。”对于《地衣》里的语言风格，李瑾承认自己受赵树理的“山药蛋”风格、孙犁和汪曾祺诗性语言影响很大。”
从题材来说，《地衣》很容易就被归为乡土文学。但是按照题材来为文学分类的做法正逐渐被人抛弃，好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乡土文学或城市文学都不是关键所在。李瑾不是为了写乡土而乡土，而是一些人的命运，令人神伤，一些生活，正在消逝，叫他难过。当他在北京的地下铁穿梭时，他悄悄地拿起手机，叫那些人在文字里，“活”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实习生上官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