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概念的形成。关学是由北宋理学家张载创立的关学学派，作为地域性学派，虽然关学自张载始，但关学概念却晚于张载。在冯从吾《关学编》出现之前，已经有学者提出关学一词，但都未对关学做一个概念上的认定，直到冯从吾，才第一次用“关中理学”来定义关学，并且对后世学者研究关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故笔者在此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关学概念的提出与演变，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冯从吾对关学概念的界定得失，以此来更好地把握关学的内涵与特征。
一、关学概念的提出。据记载，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认为宋儒吕本中最早提出关学一词，他在《宋元学案》中引用吕氏之言论，说：“吕舍人本中曰：关学未兴，申颜先生盖亦安定、泰山之俸，未几而张氏兄弟大之。”
据此全祖望阐发出“关中之申(颜)、侯(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的说法，以此来认定关学概念最早出自于吕本中。
吕本中(-),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玄孙，张载友人吕希哲之孙，诗人，并从游于二程门人游酢、杨时，著有《童蒙训》、《春秋解》等，其中《童蒙训》中第一次提到“关学”一词：“张哉天祺与弟载子厚，关中人，关中谓之二张。”……“关中始有申颜者，特立独行，人皆敬之。出行市肆，人皆为之起，从而化之者众。
其后二张更大发明学问渊源。”从上述可知，吕本中所提到的张氏兄弟有“更大发明学问渊源”主要是从讲学以及教化方面来说的，即吕是对北宋以来关学讲学的状况作一简要的论述，只是单纯的对当时关中讲学现象的描述，严格来说并未真正地提出与界定“关学”概念。
因此全祖望以此来认定关学概念最早出自于吕本中，此说不似准确，未能还原吕氏之原意。
之后，自宋末到元初以来，周敦颐、张载、二程以及朱熹学说大肆盛行，由此出现了“濂洛关闽”的说法，其中“关”便指关学。南宋末期，朱子后学熊禾曾说过：“仆于云谷之阳，鳌峯之下，创小精舍，中为夫子燕居，配以顔、曾、思、孟，次以周、程、张、朱。”
可见，在南宋末期，就己经出现了周张程朱并称的局面。直到明代初期，“濂洛关闽”并称的说法被统治者指定为官方说法。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吸取了元代灭亡的教训，深刻察觉到：“元虽亡，史所以劝惩，不可废。”
他意识到乱世则武、治世则文的重要性，极力地想通过儒家来为自己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因此在开国之初，朱元璋便十分重视儒家的圣贤之学，他说：“三王、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见。
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阐明圣贤之学，尤有功于后世。”在此背景之下，解缙、宋濂等知识分子进一步地提倡和推行周张程朱之学，使“濂洛关闽”正式成为官方指定学者学习的四大流派。
当时朱元璋只是喜好《说苑》、《韵府》、《道德经》、《心经》等“杂书”，并没有系统地读儒家经典，也没有正统地受过儒家学说熏陶。解缙认为朱元璋所读之说，并不是正统之学，上谏朱元璋修订儒家经书，认为“关、闽、濂、洛”之学是儒家的正统之学。
因此自明太祖朱元璋始，便出现了：“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旬的局面。
明成祖朱棣又延续了朱元璋的这一做法，于永乐十二年十一月下诏：“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务极精备，庶几垂后。”
在胡广、杨荣的主持下，由朝廷官员和当世之儒者努力编纂，于次年完成《五经、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两书。其中，《性理大全》一书选编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朱熹的著作，自此，“濂洛关闽”并称成为学者口耳相传之语，其中，“关”便是指张载之学。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初期“濂洛关闽”一说虽然蔚然成风，但是其中之“关”多指张载个人及其思想，其著作和学说也仅限定于张载之学，并不具备广义的地方学派的含义。
直到明末清初冯从吾《关学编》的出现，才赋予“关学”概念本身以一定内涵，使“关学”第一次被定义为“关中理学”，其所著的《关学编》可被看作是第一部关学史。
因此不论从关学概念本身或是关学史的角度来看，冯从吾《关学编》的出现都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后代学者在补充关学史时，不论是王心敬的《关学续编》、李元春的《关中道脉》，还是张骥的《关学宗传》，也都是对冯从吾《关学编》编纂体例的延续，因此有必要对冯氏所界定的关学概念作一简要的分析与评述。
二、冯从吾关学概念界定得失。冯从吾不仅明确提出关学自张载始，关中之学大显于天下，这无疑为“关学”确立了学术源头，肯定了关学史必须从张载开始，这是对张载作为关学始祖的一种肯定与认同。
在此基础之上，第一次提出了建构关学史的基本标准，即以“关中理学”来定义“关学”。冯从吾对于“关学”概念的定义来自于两方面，一为“关中”、二为“理学”，凡是有学者满足于上述两个条件。
冯从吾便将其纳入关学人物之中，可以说，“关中理学”不仅是冯从吾撰写《关学编》的理论基础，也是后世学者续补关学、抉择人物的标准所在。因此笔者从“关中”和“理学”这两个概念入手，以此来分析冯从吾关学概念的界定得失。
（一）关中地域内涵。就“关中理学”中“关中”这一地域性维度来说，是冯从吾对关学地理范围的基本界定。他十分重视这一地域性的概念限定，认为这是考察关学对象的重要指标。对于冯从吾《关学编》中所列儒者的地理位置考察来看，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上述范围之内，也有少部分学者并不局限于当今陕西关中一带。
例如其中所列的段坚为兰州人、何永达为河州人（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刘愿为天水人等，都不在今关中地理范围之内，上述几人属于今甘肃周边一带。可见，当时冯从吾所谓的“关中”地区要比现今关中地区范围略广，除“八百里秦川”之外，还向更加西北的地区有所延伸。
冯从吾对“关中理学”中“关中”这一地域性范围的强调，使之成为后世学者续编关学史所遵循的地域性标准，例如王心敬的《关学续编》、张骥的《关学宗传》都有所遵从。
前者在《关学续编序》中说：“关学有编，创自前代冯少墟先生。其编虽首冠孔门四子，实始宋之横渠，终明之秦关，皆关中产也。”后者在《关学宗传凡例》提到类似的说法。显然，不论是冯从吾、王心敬或是张骥，都以关中地域作为建构关学传承谱系的重要标准。
冯从吾明确把关学与关中地域相联系，这一做法具有强烈的地域认同感，不仅将地域传统与张载之学相联系，突出了关学作为地方性学派的学派意义，并且有利于地方学术史的进一步发展，对于重振关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也正是因为冯从吾这种强烈的地域认同感，试图以地域维度作为建构关学学派的主要考量，而产生了以下情况，即他把与“关学”创始人张载既无师承又无学承并且明确是二程弟子的侯仲良也纳入了宋代关学之列，据《关学编》记载：
先生名仲良，字师圣，华阴人。二程先生舅氏无可之孙，从二程先生游。尝访周濂溪，濂溪留之，对榻夜谈……伊川惊异其不凡曰：“非从濂溪来耶！”后遊荆门，胡文定留与为临终焉。
侯仲良，生卒年不详，名淳，号师圣，有记载他是山西人，但生于陕西，因此冯从吾将他纳入宋代关学编之中。从上述冯从吾的记载，侯仲良为二程舅舅无可的孙子，少时便从学于二程，之后与周敦颐、湖湘学派代表胡安国有所交往，从其所记录的一生来看，侯仲良并未受到张载思想的任何影响。
冯从吾之所以把侯纳入宋代关学之列仅仅因为侯氏有可能是“华阴人”，对于侯仲良来说，冯从吾完全是从地域出发将其纳入关学行列。
结语
冯从吾将侯仲良纳入关学人物谱系的做法很容易产生以下矛盾，即在大力肯定张载为关学开创者的同时，张载之学本身的传承与否似乎却变得无关紧要了，这也使得冯从吾无意地陷入了关中地域决定论的误区。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与冯从吾对“关中理学”中的“理学”概念的理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