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被誉为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被列为儒家的重要典籍。《春秋》主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年)间的鲁国的历史,因而《春秋》这本书就是鲁国的编年史。《春秋》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麟经》,《春秋》写作手法上词语简练,对历史事件的描写上言简意赅,全书共一万八千余字。由于《春秋》语言精练的特点,便出现了对它进行诠释的作品,被称为“传”。最为著名的就是“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毂梁传》。春秋三传《春秋公羊传》是公羊高所著,《春秋谷梁传》是谷梁赤所著,这两本书都是在西汉初年写成。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阐述孔子的“微言大义”,诠释出孔子所辑《春秋》的真正意图。《春秋左氏传》是春秋晚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此书又被称为《左传》、《左氏春秋》。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人,因而左丘明对于春秋的诠释势必要比后人更为准确和真实。而且,孔子对于左丘明的评价很高,两人的性情也十分相近,《论语·公冶长》中的记述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拿自己与左丘明同类并举,足见孔子对左丘明的看重。如此说来,《左传》才能真正体现孔子的真意。作为史官的左丘明在诠释《春秋》的时候,充分重视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在历史事件的描绘上加重了笔墨。左丘明尤为擅长叙事,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条理清晰、内容详实,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春秋》中所提及的那些事件。此外,《左传》在刻画人物和记述辞令方面十分突出,描写人物时细致入微,而在描写人的辞令之时又言辞巧妙、鞭辟入里。正是《左传》的这些特点,弥补了《春秋》作为史书的不足,同时《左传》的艺术表现力上也要比《春秋》更为优秀。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在《春秋》的经文后面附上《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文,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多是三传。孔子为什么要辑《春秋》对于孔子为什么要辑《春秋》,早在西汉的司马迁就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解释。《史记》中是这样描述孔子的动机的:“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从司马迁的态度来看,孔子辑《春秋》是因为“周道衰微”,诸事不行、道德不在,与其说一些没有用的说教,不如让真实的事件说话,以此警戒世人。由此可见,孔子辑《春秋》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记述历史,而是要以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事件来警示世人,周礼已经不复,希望世人能够回归到周初的礼制之中。因而,孔子的倾向性已经十分明确,能够复归周礼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这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著名学者胡适曾经这样评价过:“《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可以说,胡适一语道破了《春秋》的写作目的和内在价值。总结《春秋》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古往今来有不少人对《春秋》进行阐释,不断探求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有人提出将《春秋》亦经亦史来看待,这似乎更加契合孔子著书的本意,能够让人更好地来认识这部书、读懂这部书。《春秋》是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一件瑰宝,是值得后人不断研习和探索的一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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