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中孔子所作的《春秋》经是一部记录春秋时期重要大事的史书，由于春秋经文简义深，隐晦难懂，如无注解，则不易领会。“春秋三传”就是专门注解孔子《春秋》的三部典籍，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然而虽都是解说《春秋》的典籍，但这三传从文体、内容、表达和思想等诸多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
所谓见微而知著，一叶而知秋，我们从一件历史事件中就能够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而《郑伯克段于鄢》就是一片非常合适的叶子。
《郑伯克段于鄢》是鲁隐公元年的一件事情。可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春秋》中记载此事只用了“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句话，实在不易领会，然而“春秋三传”对这一事件的注解确是相当的精彩。
首先我们看“春秋三传”在对这一事件的注解，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篇幅上的差异。很明显，《左传》的篇幅远远超过其它两部，可这并不奇怪，因为《左传》作为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是以记载史实为主的，而《公羊传》和《谷梁传》基本上采用的都是经传合并的方式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由此，它们在体裁结构上的差异也反映出来了。
或许是《谷梁传》和《公羊传》的编纂年代和历史背景相近的原因，它们不仅在体裁上结构上相近，在语言风格上也极近相似。
《郑伯克段于鄢》中，《公羊传》以一句“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开头，并且这种问答式语气几乎贯穿了全文；《谷梁传》也是将设问的修辞进行到底了，它主要是围绕“克”、“段”、“鄢”三字而展开问题进行剖析。而这种问答式语句也就决定了《谷梁传》和《公羊传》语言上平实易懂、引人入胜的特点。相比起来，《左传》的语言简洁明畅,优美活泼，极富有表现力。例如祭仲劝庄公时说道“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其中用蔓草比拟祸害来阐明形势，生动形象。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春秋三传”的研究更深入一些，就会发现它们在义理考据上和剖析评价上的差异。在《郑伯克段于鄢》中，主要矛盾就是庄公与其弟公叔段之间的矛盾，段扩张势力企图篡国，庄公却在国都外杀死了段，《左传》在清晰淡然的叙事中是藏有锋芒的，即暗含了褒贬，其中对公叔段贪婪，庄公的虚伪和姜母的宠溺都进行了深刻的讽刺，总体来说是比较客观的；而《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是直接评价的，《公羊传》就事件本身方面来阐述，全篇几乎都在强调庄公的恶，因此它是相当反对庄公的行为而以全贬态度对之；《谷梁传》主要从道德方面评价的，先是指责了共叔段，然后认为对庄公的贬斥应该超过对段的批评。
居于不同的侧重点，所以“春秋三传”的评价有了差别，在我看来，《公羊传》是稍显片面的，《谷梁传》和《左传》则更为客观合理，而总的来说，我认为《谷梁传》的评价最为恰当简洁。
然而这些评价与历史时代是紧密相连的，《左传》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民本宗法的需求，《公羊传》则反映了西汉初期大统一的政治哲学，而《谷梁传》强调了西汉后期统治时的礼乐教化。所以说，它们都是历史的瑰宝，需要后人慢慢参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