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究系何种样学问？观诸先贤所言，孟子谓其涉及三个要素：事、文以及义。《公羊传》也有类似的说法，《公羊传》与孟子一样，均强调了《春秋》事、文以及义三个要素。
《春秋》的第一要义是“事”。《春秋》以“事”为基础，离开事则成空言，也就不成《春秋》。历代以来的研究者，无论如何看待《春秋》，都基本认同《春秋》是纪事的史书，区别在于对所记之事采取哪种看法。
在公羊家看来，《春秋》当中所记皆为乱事，《春秋》所以书乱世之事是期望由乱到治，以达拨乱反正之效果，可归纳为因乱除患四字。
辞是《春秋》的第二义。《礼记·经解》谓：辞是指向事的，通过归纳总结，一类事赋予相同的一辞来记载。《春秋繁露》中的说法就更清晰，董仲舒其实在当中介绍了两种辞，也向我们展示了辞的有限性。
辞是限于事的，哲学上而言不能完全超脱，必然有其对立面——非辞存在。《春秋》之学注意到了这一点，多以常变言说。
常辞用于常事，非常辞用于变事，变事无类，不能归纳总结，只能按照具体情况具体言之。但是非辞虽看起来无规律，但却与辞一样是指向“义”的，都在“指”的含蕴之下，并不是不义的信口开河。辞与非辞的对立统一之超越即是义。
《春秋》的第三个层次是“义”。公羊家认同《春秋》有已修与未修之别，承认孔子制作之意，《春秋》之中蕴含孔子大义，事辞皆指向于义。所谓大义，即皮锡瑞所谓“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的君臣父子纲常伦理。义之中应也有层次之分，尊王攘夷是义，荣复仇是义，贵元重始是义，天不变道亦不变也是义。这一层次最基本的是体现为义与道的不同。
义与道笼统而言可视为同，但其实层次不同。义在古人常训为“宜”，宜即是适宜，是一定语，宜之后总有一物。因此宜（义）可含括所有，为道显之理。道必须降下为义，才能为人所识，为人所用，对人才有意义；义却必然超脱为道，才体现其全部价值。
二、《春秋》公羊学的三种路径（一）《春秋》的学理探究
事→辞（非辞）→义→道，这一过程恰好是一般学者学习《春秋》的过程。人们阅读《春秋》，首先看到的是文字，但仅能从文字中读出发生的事；然后慢慢了解到《春秋》用辞的规律；最后了解到这一用辞规律中蕴含的大义。
多数学者言《春秋》之学均止于此而以为功成，但这一过程并不止于道而完结。从《春秋》学而言，孔子作《春秋》并不旨在明道，而是要拨乱反正，最终要治世的；从哲学角度而言，道是自由的，并不会静止在他本身，一定是要发散到世间万物的。因此，道必然下降，这一《春秋》学过程仍将继续。
道首先也是降落为义，其次，义降落则为礼。与辞有常变之分一样，礼依托于事，因此也是有限的，有其对立面存在，即非礼之义，称为“权”。《春秋》公羊学重权，解说权变思想亦最为清晰。
权与错事都是违背常礼的行为，两者极难分辨。同样是违背了常礼，为什么有些事情径直以为错事，有些却认为是权？甚至牺牲了自己反而被看作错事，如逢丑父；那些贪生怕死之徒反倒以为知权，如祭仲。因此，《春秋》对于权的解说极为谨慎，甚至直接告诫世人，权非圣人不能言之。
那么错事与权的区别究竟何在呢？权与错事性质即不同。权可谓非礼之义，或非文之义，是礼的另一面，与礼对立统一于义。权虽违背常礼，却与礼一样，都含蕴于义，因此所为都是正确的。错事却仅仅是对义的违反，是道外之事而已。所谓可以然之域即指义之中，说清楚了权虽反于经，但并不违背义的意思。
由礼与权出发，又生出新的有义之事，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以此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则《春秋》成。
一般看来，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两个阶段，事经辞以进于道为上行路径，指学习《春秋》的路径；由道经礼下落为事为下行路径，指《春秋》之治。前者是学习经典、理解经典的路，主要属于理性认识，是修养的一部分；
后者是应用、实践经典的路，既是自己的道德礼法实践，也是教化推广，让更多人闻道行道，进行道德礼法实践。故前者必讲认识、理解方法，后者涉及社会共同体，必讲礼，两者结合，应是儒家尽己修养和推己教化的统一。
这一系统本身是圆融完备的，并没有上行下行之分。道按照自身运动，可显为义，亦可直接现为事，这些事都是符合礼，符合辞的正事。同时，事、辞、礼、义都不在道外，四者任一都可直通于道。“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
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耳。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所谓不同路径只是书写的角度不同而已。
（二）《春秋》公羊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及其关系
按照学理分析，《春秋》学是道展开为义、辞、礼、事，而又回归于道，复由道展开，不断变动的统一圆融系统。《春秋》学中包含了义、辞、礼、事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虽然层次不同，但都是道的下降，而又可回归于道，复又展开全部要素，因此理论上而言，由四种任一入手，都可达到对《春秋》之学的把握。
从具体研究来看，《春秋》公羊学的研究确展现为三种研究路径，即：由辞而进、由礼而进和由义而进。以往的《春秋》公羊学史已证明是按照这三种路径展开，以后的《春秋》公羊学研究也不在这三种路径之外。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三种研究路径，这三种研究路径关系如何，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杨济襄认为这三种路径截然分开，赵友林、张高评认为《公羊》为统一的一派，所谓例学只是义辞的条例化而已，“东汉时期，《左传》学者与《公羊》学者先后展开了三次论争”，以争取《春秋》的独家解释权，由此引发的是三传书法的不断条例化。
理论上而言，礼与辞都是道的外显，由辞而进可通礼法，礼亦可以辞言说。因此于公羊学而言，其实无所谓派别，义、礼、辞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深通《公羊》的学者体系中，就体现出事—辞—礼—义—道的圆融系统。
公羊义派可以单独成立，但却需要经过礼或者例的实现，才能保全其学。公羊礼学和公羊例学都无法单独成学，必须达于义，才能完成其学。于公羊学本身而言，义（道）、礼、辞、事四者缺一不可，任何囿于其中一个因素的学问都不能成立。
三、《春秋》公羊学史——三种路径的展开（一）例解《公羊》的历史
以辞解说可称公羊学例派，这一派别是公羊学者中的主要部分。汉代自胡毋生即开始言例，其后例学一大成是在何休，《公羊》例学的家法至何休乃齐备。
何休之学可谓三科九旨基础上的义例大全。何休之后以例解者有徐彦，徐彦注疏发展了何休义例。尽管何休已建立起一套相当完备而系统的《公羊》义例系统，但仍有不够严密处。更为重要者，何休对《春秋》经传的注释，常常以个案的方式随文注解，而未明确以书法视之。
其后陆淳、赵匡、啖助之学亦多言例。啖赵之学不局限于例，甚至不局限于《公羊》。元代赵汸有《春秋属辞》，点明属词比事为治《春秋》之法，仍然有啖赵之学兼采三传的影子，糅合三传，谓笔削之旨见于史法与义法两者。
清代庄存与即是例学一派，其后常州诸贤皆自例中解经，如孔广森。孔广森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所说的三科九旨不同于何休宋氏之说，因此又常被批为不通家法。其后刘逢禄俨然是义例之学的超级捍卫者，视义例为治《春秋》的命门所在，其作《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当是义例解说的集大成著作。
今人论说《公羊》，基本不脱义例，重要的如杨树达《春秋大义述》、戴君仁《春秋辨例》、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等皆属此类。
（二）义解《公羊》的历史
公羊义派的人物首推孟子，孟子论说《春秋》之功，亦说《春秋》之微言。而公羊义派的集大成者是董仲舒，他认为《春秋》以百年之事承载王法，《春秋》的核心即是善善恶恶的大义。董仲舒基本奠定了公羊义派的规模，发明解说了诸如天人感应、大一统、存三统、张三世等命题，可称为公羊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理论。
其后以义说《公羊》的一大时期是在宋代。宋儒说义与公羊家法说义略不同，晚唐啖、赵以后，学者舍传求经，不为专门之学。至宋代庆历后，疑经之风盛行，学者以求天理为旨归，经学皆天理之义的外显。
至晚清今文经学兴起，以义解《公羊》渐成趋势。常州学派刘逢禄之学也以求《春秋》大义为旨归，其后甚至以《春秋》大义可含括其他诸经，而作《论语述何》。
刘逢禄之后，魏源、龚自珍皆发展了刘逢禄义解《公羊》的思路，经戴望、王闿运，至康有为、廖平而大成。今人有所谓大陆新儒家，蒋庆、陈明、曾亦诸人旨在复兴《公羊》微言大义，亦属此派。
（三）礼解《公羊》的历史
相较于《公羊》其他两家来说，公羊礼学素来为公羊学者忽视，学者大部分都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