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些人根据董仲舒的一句话:“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断定董仲舒的思想方法是僵化不变的，是所谓“形而上学”。在半个世纪中董仲舒被作为思想方法的反面教材，受到批判。实际上，董仲舒思想方法是富有证性的，有颇多合理因素。
常变之道董仲舒既讲变，又讲不变。不变叫常。董仲舒讲常与变的关系，是根据《春秋》所记事实和《公羊传》的理论。所以，我们在分析董仲舒思想时，要先介绍一下史事和公羊学”春秋经》宣公十五年载:“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公羊传》对宋楚之战作了详细介绍:楚庄王带兵包围了宋国，旷日持久，攻打不下。楚军只有七天的粮食了，如果在七天内还攻不下宋城，楚军就只好撤兵了。
于是楚庄王派大夫司马子反去探听宋城情况。宋国大将华元出来与他相见。司马子反问:“你们国家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华元说:“困难极了!”又:“究竟困难到什么程度?”“把孩子交换了吃，把骨骸拆下来当柴烧。”司马子反很感慨地说“哎!太困难了!不过，我听说，被包围的人都不肯将自己的困难流露出来，故意让肥马出来，嘴里含着粮食，表明粮食还很充足。你为什么把这些困难都告诉给我呢?”华元说:“我也听说，君子见到别人有困难，就同情、帮助;小人见别人有困难，就幸灾乐祸。我认为你是君子，所以才把这些实际困难如实地告诉你。”司马子反很感动，说:“行啦!你们努力坚守，我们军中也只有够吃七天的粮食了，七天之内，不能获胜，我们就要撤军了。”
司马子反跟华元告别后返回楚军，向楚王汇报。楚王问:“怎么样?”司马子反将宋城的困境说了一下，楚庄王高兴地说:“我们攻取宋城以后再班师回国。”司马子反说:“不行了，我已经告诉他们，我们军中也只有七天的粮食了。”楚庄王大怒:“我派你去探听宋城情况，你为什么把我们的困难也告诉给他们呢?”司马子反说:“小小的宋国还有不欺骗别人的臣子，难道我们堂堂楚国却没有这样的臣子吗?所以，我就将真实情况告诉给他们。经过劝说，楚庄王就决定撤军而去了。
在一般的情况下，臣子专政轻君，就是犯了大罪，应该惩治，贬官或杀头。《春秋》是素王之业，没有实际的王权，所以只能口诛笔伐，给予讥贬。司马子反身为楚国的臣子，没有请示国君，便去同情宋国的人民，是轻君的表现。他还没得到国君的批准便擅自答应宋国的停战请求。这是专政的行为。这些本来都要受到《春秋》的讥贬。
实际上，《春秋》没有加以讥贬。董仲舒认为，由于司马子反“有惨怛之恩，不忍饿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间，故大之也。”施恩到疏远的人们，更伟大。实际仁德要出自内心，才更可贵。也就是说，只施恩给自己亲近的人，或者装模作样地实行假仁假义，都不算高尚。根据这种说法，司马子反对别国人民能够发出内心的真诚的同情，这是可贵的。他没有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也没有去斟酌对本国的利弊，实行仁德是自然的。所以《春秋》“大之”，赞扬他。在这里，董仲舒把仁爱的原则看得高于君和政。只要确实符合仁爱原则，专政、轻君，都无不可。不但不应贬抑，而且还要赞扬。
君臣之礼的问题。董仲舒说:“《春秋》之义，臣有恶，君名美。”臣子要兜揽一切过错，使国君有好名声。这也是《春秋》的一项原则。所以，忠臣不显谏，即使有什么好主意，也不能公开向国君提出，要从内部把好主意反映给国君，而国君公开提出来，然后自己在外面配合，热烈响应，积极拥护，并且歌颂说:“只有我们英明的国君，才会想出这些高明的主意”董仲舒认为这是做臣子的法则，古代优秀的臣子都是这样对待国君的。
他说:“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也就是说，臣子应该将一切名誉和功劳完全归于国君董仲舒在讲天地关系时也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地卑其位而上其气成其事而归其功”，地办成事要归功于天，这才符合义的原则“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推进光荣，褒扬其善，所以助明也…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臣子把功德归于国君，这才符合义。
春秋大义入告出顺的说法，最初见于《尚书君陈篇》。《礼记坊记》中引了这段话，它载:“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日:“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于乎是惟良显哉。”董仲舒引“《书》”，“女”作“尔”，其他全同。而今本《尚书》(古文)《君陈篇》与此出入较大。苏奥认为，这段话是为人臣说的，“伪书(指伪《古文尚书》)以为成王语，则不伦矣。所以有成王失言之疑也(见《困学纪闻》)。”《坊记》及郑玄注都认为入告出顺可以显国君的美德，董仲舒认为良大夫都是这么做的。
这是从不同的角度，谈同一问题，其中没有矛盾之处。一切功德荣誉都归于国君，一切过错都由臣子承担，这是儒家的思想，也是《春秋》的常道。董仲舒把这种思想称为“天下之常，雷同之义”。司马子反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春秋》的常道呢?他是否“夺君名美”呢?董仲舒认为:“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在特殊情况下所作的特殊处理。他又说:“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子反听说宋国已经困难到孩子都吃了，感到震惊，产生哀怜，事先没有考虑到局势竟会如此严重。这种突然震惊，使子反违背了一般礼节，这叫“当仁不让”，情有可原。
董仲舒还说:“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礼让是可贵的，但还有比礼让更可贵的，那就是“恻隐之心”，就是“仁”。这一思想与荀子思想是一致的。《荀子大略》云:“先仁而后礼。”所以，董仲舒又接着说:“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义，则几可谕矣。”根据平时的常义来怀疑非常时候的大义，当然是不对的。
解释《春秋》的人只有不固守常义，才会真正明白《春秋》的大义。礼是用来文饰人际关系的，仁是其实质。所以，如果拘泥于礼节，而妨碍仁的实施，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有似于“买椟还珠”。董仲舒经过详细分析以后，作出理论概括:《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
常，就是通常不变的意思。常变关系，相当于现在所谓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也类似于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董仲舒的结论，按现代的说法，大意是:在通常的情况下，按一般原则办事;在特殊情况下，就应该变通。常与变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不能乱用。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要坚持原则，不能随意改动。在特殊情况下，要根据实际情况办事，而不能死抱着原则不放。董仲舒虽然把常变关系说成是“《春秋》之道”，实际上还是他自己总结出的很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
祸福之生先秦时代，《老子》一书有许多矛盾的概念，又有转化的思想，还有名言:“祸兮福之所伏。”但是，讲转化并不就是辨证法，因为相对主义也讲转化。它们的分水岭在于是否承认转化的具体的现实的条件。关于祸福的转化，老子讲了条件没有呢?在上述名言之后，接着是“孰知其极”。
有人认为，这个“极”就是转化的条件，“极”解释为“条件”，当然是很勉强的。即使是这样，“孰知其极”也只能理解为:“哪里知道那个条件呢?”有条件而无法知道，跟无条件也差不多。因此，《老子》关于祸福转化的思想，其辩证水平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跟相对主义明确地划清界限。号称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子对这个问题也有论述。他在《大略篇》中说:“庆者在堂，吊者在间，祸与福邻，莫知其门。”一家有了大喜之事，亲戚朋友都来庆贺。庆贺的人还在厅堂上的时候，哀悼的人已经来到里弄的外面，大喜紧接着就有大悲，祸福相邻，不知道这里有什么规律。
会节子的学生韩非在《解老》中对《老子》的名言又作了解释和发挥，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目: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又说:“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天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天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福兮祸之所伏。”这里，韩非用纯粹推理的方法说明祸福转化的必然过程，比荀子“莫知其门”有所进步。
但有两点不足之处:一是将祸福转化看作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二是缺乏例证，推理是否正确，尚少充足的理由董仲舒继承了韩非的思想，敲开了子所不知道的祸福转化之“门”。《刘向集》载:“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间。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贺者在门，吊者在间。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董仲舒还结合历史事例来讲祸福转化的道理，对矛盾转化的具体而现实的条件作了明确的分析。他以齐桓公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齐桓公先以普通诸侯而成为春秋一霸，后来却以霸主身份被害死。
当时许多人弄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复。用原在《天》中就提到这个问题，以为是“天命反侧”童仲舒在这里不讲天命，而是认真地从齐恒公的经历去分析其兴衰的实际原因。他说:齐桓公有齐国这么个大国作资本，又有管仲这样的贤相，即位五年，请不来一个诸侯王。在柯这个地方结盟以后，各位诸侯知道他是讲信用的，于是只有一年时间，邻近几个诸侯王都来参加他发起的郵、幽两个会盟。
又过了二年，时间也不算短了，但是，他还不能大会诸侯。后来，齐国救了邢、卫两个小国，表明了“存亡继绝之义”，第二年，很远的诸侯国的元首都来参加他所召集的贯泽、阳谷两个会盟。齐桓公亲近召远，大会诸侯，不是派遣使者游说诸侯的结果，而是因为他讲了信义。也就是说，他由一个普通诸侯变成春秋一霸，转化的条件是讲信义。但后来，小国受到侵犯，他不去救援;损害别国的利益，还要抓捕人家的官吏;甚至用武力胁迫小国服从自己，结果齐国一天天衰弱下来，有九个诸侯国先后叛齐齐桓公由福向祸转化的具体而现实的条件是骄傲自满，不讲信义。
对于齐桓公的后代齐顷公，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中也有过详细的论述。齐顷公继承了齐桓公的霸业，又打了两次胜仗，所以很骄傲，不以平等态度对待诸侯国，后来几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在鞍那个地方打败齐军，使齐顷公“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从此以后，齐顷公“内爱百姓”，“外敬诸侯”，“卒终其身，家国安宁”
结语很显然，骄使齐顷公由福变祸，谦虚又使他由祸变福。也就是说，骄做和虚是齐顷公祸福转化的具体而现实的条件。由此，董仲舒总结说:“是福之本生于忧，而起于喜也”他认为其他事物的转化情况都眼这差不多。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很辩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