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尚书》载：“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这是有关古人占卜的记录。到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形式便演变出更多方式，君主需要作出重大抉择时，会根据多名占卜官员的意见，不会选择一家之言，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决议，这也就是中国民主的最早起源。春秋战国时代这种民主制度非常有趣，列国诸侯纷争不断，每个诸侯国可能都有独到的思想，有的时候就会厚此薄彼，互相贬斥，期间就会发生很多不讲道理的事情，但有此有彼，自然也产生了很多讲道理的事情。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某种形式进行展示，即是所谓的开会。《周礼》“月计曰要，岁计曰会，大会犹大计也。”什么意思呢，就是小事情开小会，大事情开大会。上古时代没有报纸电视，没有手机电话，想要知道诸侯列国最新的动态信息，开会就是最佳方式，也是最真实可信的方式。这种方式后来演变成诸侯会盟，就是要干什么大事前，必然召集诸侯会盟，共同进退。《尚书》载：“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在攻灭殷商的战争前，周武王即在孟津大会诸侯。齐桓公的九合诸侯在国人眼中，中国人喜欢开会，自古以来就是，很多历史事件都是跟会议有关。比如齐桓公的九合诸侯，就是组织召开九次会盟。比如鸿门宴，也是双方开会讨论楚汉战争，还有召陵之盟、葵丘之盟、践土之盟等，都是著名的诸侯会议。《史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秦国颇为坚持会议制度，即便秦国也常常以会商方式决定重大决策部署。春秋战国时代的君主或权臣，在面对重要战争无法抉择的时候，往往都会召集朝臣聚集，进行讨论。中国的会议制度可谓是源远流长，而古代的开会往往被称作朝会或者集议，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话，尤其是秦国非常流行一种叫“廷议”的制度，就是遇到难以抉择之事，秦国君主召集朝会，大家共同讨论实施步骤。秦国坚持类似于民主的会议制度，秦国君主绝不搞家长制和一言堂，所有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说，进行集体的讨论和决策，也就是加强君主与朝臣之间的交流的常态化制度，任何事情都不会藏匿于心中，打所谓的肚皮官司。这也促成秦国的头脑风暴非常有效，在史书中秦国通过廷议所决定的很多事情，对秦国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群臣皆以为便秦国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有霸道之气的，但在秦国的历代君主身上，却似乎看不到这种独裁的影子，尤其是秦孝公求贤令的发布，更是凸显出秦国不同于中原诸侯的意识形态。《说苑》载：“秦始皇帝既呑天下，乃召群臣而议”，这次“廷议”所决定的议题，就是“皇帝尊号”，秦始皇自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一世，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可惜的是秦国二世而亡，就并非会议所能决定。秦始皇是个很喜欢开会的人，在推行许多重大决策时，都曾举行会议，而且也不会因为人多而做出选择，当年统一六国之时，朝臣集议是否恢复封建制度时，史书载“群臣皆以为便”，唯独李斯认为经历数百年分封体系已经瓦解，即便周天子也无法控制内乱横生，秦国需要一种新的体制来管辖臣民，即“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就是影响后世千年，发挥着巨大作用的郡县制度。这也就反映出后世对秦始皇的看法也许有所偏颇，所谓的焚书坑儒、废除六国文字、推行郡县制都是通过廷议的方式决定的，所谓秦始皇为绝对暴君的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制国家，虽然没有后世宪法的成熟，在秦国所推行的法制，为秦国臣民所接纳，法律的约定成为臣民遵从的准则，包括会议的制度也自此保留传承。秦国的这种法律不是全民的产物，不过是希望从中获取利益的贵族利益集团的创造，由于秦国地处中原边陲，不会如同宋国郑国这些小诸侯国常常受到战争的侵扰，其日常的法律制度也才得以保持，甚至如同会议制度这种体系，也因之于此，为秦国所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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