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之“阿修罗”公孙瓒（九）段训迷案文：小A斯蒂芬所谓春秋笔法，也叫微言大义，乃是孔子在著作《春秋》时所开创的一种写作手法，就是以最为简短的文字，体现博大深邃的含义。正是一字之褒贬，皆须数句以详解。说白了孔子在《春秋》中的这种做法，其实也就是“骂人不带脏字”。虽然我这么说，话是有点糙了，但是事却是这么个理儿。虽然如此，孔子的这种做法却在后世被史家所推崇，往往就在自己的作品中在一字之间蕴含着不同的深意。这就是我们读史书研究史料必须要咬文嚼字的原因。不“咬文”不知道真正的含义，不“嚼字”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也算是中国文字文化中所特有的一种魅力吧！我在公孙瓒之八《胁训斩虞》中，通过咬文嚼字的做法针对《三国志》中关于公孙瓒杀死刘虞的记载进行了脑洞大开的猜想。文章在论坛里发表以后，顺理成章的得到了许多网友的质疑。毕竟这只是一个猜想，被质疑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与网友的交流之中，我又发现了一些问题，今天想对这些问题做一个进一步的阐述，算是对的一个补充。所以本篇属于计划之外，是旨在与网友互动的增补篇。网友们对我中观点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我所提出的段训幽州封赏之行三大谜团存不存在的问题。由于这三大谜团是我观点的根源，也是直接架构起我的这种猜想的基石，所以我们就逐个对这三大谜团进行一下总结，并对网友们的异议展开辩论。第一个就是“会卓死”谜团。这个谜团最早来源于我对刘虞被杀时间上的追索。这三个字出现在《三国志公孙瓒传》中，原文是这样“虞为瓒所败，出奔居庸。瓒攻拔居庸，生获虞，执虞还蓟。会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邑，督六州；瓒迁前将军，封易侯。瓒诬虞欲称尊号，胁训斩虞。”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将公孙瓒擒获刘虞、段训出使幽州以及公孙瓒杀刘虞，三件事用一个代表时间概念的词串联起来，这个词就是“会卓死”。也正是这个词造成了三件事仿佛是发生在同一年的感觉，也就是董卓被杀的年。但这种观点很快就被后世的史学家所抛弃，范晔和司马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将这个词进行了删除，而且都将刘虞被杀的时间定格在了赵岐和解关东之后，也就是初平四年，即公元年的年底。范晔和司马光的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我们后世对于刘虞被杀的时间基本上也就固定在了公元年的年底。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公孙瓒杀刘虞绝对不会发生在董卓死的节点上，但是就这样将“会卓死”删除掉显然是有些草率的。陈寿在治史上的严谨态度在史学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他是绝对不会将一个没头没尾的事件夹杂进一段重要的史料之中的。“会”这个字在《新华词典》里有许多种解释，但基本都是根源于《说文解字》中“会，合也”的含义，也即是相会，相聚，遇到一起的意思。也就是说陈寿的意思是，公孙瓒擒获刘虞这件事和董卓之死相会到了一起。但是从时间上这样理解显然是不通顺的，除非公孙瓒或者董卓穿越了。所以我感觉，陈寿在这里恐怕指的不是时间上的相遇，而是事件上的相遇。也就是说陈寿认为公孙瓒擒获刘虞的事件与董卓死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相遇到了一起，这件事就应该是记载在“会卓死”后面的“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邑”的事件。也就是说当公孙瓒擒获刘虞之后，一部在董卓死后颁布的封赏刘虞公孙瓒的诏书，由段训送达到了幽州。我在中，根据董卓死后主持朝政的是司徒王允这一点，而草率的认为负责监制这封诏书的人应该就是王允。结果遭到网友在这一点上的质疑，大概意思是说，我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段训的封赏诏书是颁布制定于王允主政后的短短不足两个月的时间段里。如果我拿不出证据那么之后的所有猜想都只能是胡编乱造。基于这一点，我承认当时我的确拿不出这样的证据，不过在对这位网友的质疑进行了深思熟虑以后，我决定重新对三本史书进行系统的挖掘。最终还真是找到了王允曾经派遣使者的证据。这件事记载在《后汉书孝献帝纪》中，原文是这样：“夏四月辛巳，诛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者张种抚慰山东。”在这里所说的“山东”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指代的山东省，而是自春秋秦汉时期所形成的地理概念，也就是以崤山和函谷关为界将天下分成山东和山西两个部分。通俗来讲在这里的山东所指代的也就是讨伐董卓的关东诸侯们。也就是说王允的确在执政的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向山东诸侯的地盘派遣过使者来进行过抚慰，这种抚慰通俗一点说其实就是对诸侯们进行封赏。这是朝廷所唯一拥有的不需要成本的特权。虽然在这段记载中，王允派遣到山东的使者并不是段训，但是个人感觉记载在《后汉书》中的这次张种抚慰山东事件，与记载在《三国志》中的段训出使幽州事件应该是同一件事。张种与段训的关系应该是像赵岐和马日磾的关系，是属于正副使的关系，而且张种应该是作为正使而存在的。我这么说主要是考虑到张种的年龄。张种这个人在史书中没有个人的传记，我只在《后汉书》中找到了两条关于他的史料，一条就是他被王允派遣出使山东的记载，另一条是在《后汉书周举传》中，据该传记载，在汉顺帝永和六年三月上巳节的时候，当时的大将军梁商在洛水举办过一场“大会宾客”的宴会，而张种则以太仆的身份参加了这场宴会。永和六年也就是公元年，张种当时已经做到了太仆，那么他的年龄当时至少也不会低于二十岁以上，甚至更大，到公元年董卓被杀的时候，张种的年龄至少也应该是七十岁开外。以这样的年龄，他依然在朝为官的话，应该算是德高望重的地位了，出生于永和年间的王允都只能算是张种的晚辈。所以王允之所以派遣张种主要应该是看中了张种的这种威望地位，所以张种与段训如果是正副使的关系的话，张种一定是正使，段训应该是副使。但是以张种这样的年龄能不能顺利的完成抚慰山东的任务却是个大问题，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最终只有段训一个人到达幽州的根本原因。虽然我这个又是一个猜测，但是却可以说明王允的确在主政期间向关东派遣过封赏诸侯的使者。第二个就是“诏遣”谜团。这个主要是针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三国志公孙瓒传》中原文的“天子遣”修改为“诏遣”的深层次理解。也就是说司马光为什么一定要将“天子遣”修改为“诏遣”？这是我所提出的问题，也是网友对我观点质疑的另一个集中点。网友们的观点认为，“天子遣”和“诏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根本代表不了什么，是属于我个人的“小题大做”。针对这一问题，我特意将《资治通鉴》翻查了一遍。《资治通鉴》是一部以时间为线索的编年体史书，作为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的瑰宝，他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年）为止的大量史料，包括了16个朝代年的历史。在这次翻查中我发现其中出现“天子遣”字样的地方大概有六处，其中有三处是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中，可是涉及到“诏遣”的地方却多达一百多处。也就是说司马光在对“天子遣”的使用时是格外的小心的，基本上可以肯定司马光凡是不能准确判断是“天子遣”的地方，全部都被他更改成了“诏遣”。正如我中所说的那样，“天子谴”和“诏遣”表面上看虽然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天子谴”还是“诏谴”也肯定都是有诏书的，但是在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司马光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段训由天子直接派遣和段训单纯接受诏书派遣显然具有着不同的含义，因为诏书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是可以伪造的，而且天子如果需要下达诏书派遣段训，可以肯定段训当时应该并不在天子的身边。个人认为司马光应该就是基于这一点才将“天子谴”更改为“诏谴”的。第三个就是段训所携带到幽州的这封封赏刘虞公孙瓒的诏书内容的疑团，可以称之为“封赏”谜团。这封诏书将“督六州”的权力赋予了已经沦为公孙瓒阶下囚的刘虞，这绝对是非常的不和谐的。而且从史书记载来看，公孙瓒正是由于对这封诏书的不满而将刘虞杀死的。在这里对于朝廷之所以会制定这么一封封赏刘虞公孙瓒的诡异诏书的原因，我只能想到两种判断。一种就是“朝廷”故意而为之。也就是说“朝廷”希望借此激怒公孙瓒以达到杀死刘虞的目的，也就是我中所说的借刀杀人。这种观点已经被我在中首先给否决了，主要是因为这种明目张胆的封赏行为非常的显眼不太容易运作，朝廷中也不可能没有人发现其中所蕴藏的借刀杀刘虞的目的。所以无论如何朝廷都不可能这么明显的去下达这样一封诏书，并且也不可能将其光明正大的记载在官史之中，还流传到了今天。在这一点上，有网友反驳了我的观点，他认为朝廷这样做也可能是出于对刘虞公孙瓒的信任，是希望借并升两个人的官职而遏制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袁绍。只对这种观点，我现在说一说我的想法。首先，网友的这种观点和我的观点一样都是属于一种猜测，没有历史证据。其次，并升刘虞公孙瓒也根本起不到遏制袁绍的目的。因为史书中明确有刘虞“犹与绍等连和”的记载，说明刘虞与袁绍是一种同盟关系，即便是有分歧，也不会改变刘虞与袁绍的这种关系。假如真的赋予刘虞“督六州”的权力不但不会对遏制袁绍起到任何作用，还会造成孤立公孙瓒的不良结果。而且就当时主政的李傕郭汜朝廷来说，也是绝对不可能不知道公孙瓒已经将刘虞擒获的事实的，我这么说的原因主要是应为和解关东的主要当事人赵岐的归途。据《后汉书赵岐传》记载，赵岐和解关东以后，与袁绍等人相约到洛阳去迎奉天子。结果当赵岐走到陈留的时候却病倒了，这一病就“经涉二年”。在这里所说的“经涉二年”并不是病了两年的意思，应该是经历了两个年份的意思，也就是初平四年的年底和兴平元年的年初，也正是在这期间发生了公孙瓒擒获刘虞以及袁绍所发动的巨马水之战。而身处陈留的赵岐即便是重病在身，也应该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些消息，并将其传递回朝廷。所以李傕郭汜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定这样的诏书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我的另一种判断就是，朝廷可能根本不知道刘虞已经沦为了公孙瓒的傀儡阶下囚。这样就将这份封赏诏书的颁布时间定格在了公孙瓒擒获刘虞之前，也就是初平四年的秋天之前。在这一点上正可以反推出王允作为这份封赏诏书制定者的事实。因为首先李傕郭汜主政下的朝廷已经不可能制定这样一份倾向刘虞的诏书，主要原因就是李傕郭汜主政下朝廷对刘虞的态度已经在赵岐和解关东中授予公孙瓒的“蓟侯”的爵位中被体现了出来。也就是当时的朝廷对于刘虞是采取了监视遏制甚至是试图除掉的态度，根本谈不上信任。这一点我在《蓟侯疑云》中已经系统的阐述过了，有兴趣不妨再去看一看。那么既然李傕郭汜主政下的朝廷不可能去封赏刘虞“督六州”的权力，那这份诏书就只能是产生于在李傕郭汜主政之前的王允。这一点也是网友反驳我最重要的一点，网友们的观点认为单从封赏的内容反证王允就是封赏诏书的制定者根本不符合逻辑。既然“挟天子”的董卓李傕郭汜以及后来的曹操都希望保证天子汉献帝的唯一性，而试图遏制或者直接除掉刘虞，为什么偏偏王允这个同样大权独揽的人物却要维护刘虞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我在中也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了，主要是王允与刘虞的特殊关系，以及王允一直认为“关东举义兵者”都是与他同一条战线上的同党的想法。而且王允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无论是董卓李傕郭汜还是曹操，他们都是军阀出身，而王允则不同，文人士大夫出身的门阀阶层，终归是与军阀的想法不同。个人感觉，在王允的思想里一直单纯的认为关东诸侯们的举事全都是基于董卓的祸国殃民，一旦董卓被除掉了，关东诸侯们的举事也就应该停止了，只不过是欠缺一个足以威服众人的领袖，这个人在王允的心里就是刘虞。王允应该是希望凭借这种做法迅速的恢复国家的和平。只可惜事与愿违，他所制定的这封诏书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里被送达到幽州，而他自己也由于性格的固执在主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后被李傕郭汜所杀。以上就是我对在中所提出的三点谜团的二次解读，主要当然是针对网友们的歧义进行的辩论。最后还有一点也是网友们反驳我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对段训的这场幽州之行的路程上的猜想。网友们认为段训既然是要去幽州给刘虞公孙瓒封赏，为什么不直接去幽州而偏偏要去兖州兜一个圈子呢？说我这样安排简直就是为了让其与曹操相遇而刻意创造的条件，根本就是主观的臆想。在这里我要说，首先我承认这的确是一种猜想，却并不是臆想。我们先来假设张种抚慰山东和段训出使幽州的这两件事，同属于一件。他们二人是属于正副使者的关系。那么段训也好张种也罢，他们从长安出发以后，要想安全的完成任务就必须要依靠各个地方的军事力量保护，而且这种军事力量还一定得是官方的，至少在名义上必须具备合法性。从长安出发，过函谷关，经洛阳，再到成皋，也就是虎牢关，这条路，赵岐和马日磾后来和解关东抚慰天下的时候走的是这条路，曹操当年出逃洛阳的时候也是走的这条路。说明这条路在当时相对比较平坦而且应该是一条官道。段训和张种走的应该也是这条路，当他们走出虎牢关的时候才会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在中我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就是我武断的认为段训选择了去到酸枣是应为他认为袁绍屯驻在那里。可是史书记载，袁绍其实早在董卓被杀半年前就已经北上冀州去找公孙瓒争霸去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在积极准备打龙凑之战了，《三国志武帝纪》中，在这里出现了“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於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的记载可以算作是证据。在此，我再次向指出我这一错误的网友“田鸡卟K蟹篓”表示感谢，并欢迎大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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