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的多舛命途还原一本失传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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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的重见天日,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墨子所提到的“百国春秋”的确所言不虚。再加上这本书属于是一手资料,没有经过秦汉以来的人为篡改,能够相对真实地反映先秦历史原貌,因此既可以为已知的历史事件提供佐证,也可以修正现存史料中的不实之处,其研究价值显然不容置疑。然而吊诡的是,就是这么一本得之不易、且极具价值的珍品,却并没有得到好好的珍惜,从出土到最后失传,竟然只流传了不到六百年时间。最晚到北宋时期,无论是荀勗、和峤编修的“初释本”,还是卫恒、束皙编修的“考正本”,就都已经不见了踪影。《竹书纪年》为什么会失传?这是一个很让人费解的问题。到清代时,有学者朱右曾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大意是在说,《竹书纪年》所录的史实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完全合拍,尤其是其中提到的“尧幽囚、舜野死,伊尹放太甲、共伯干王政”这些内容太过于惊世骇俗,与儒家经学观念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常被视作是异端邪说,因此也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考证研究,最后渐渐被遗忘也是情理中的事。朱右曾的说法虽针针见血,但也算十分客气了,有些暴脾气的就在此言论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很不客气地把锅甩到了宋儒的身上。宋人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之后,对儒家所描述的理想秩序心向往之,因而最是无法容忍离经叛道的书贻害后世。他们在编修《崇文总目》的时候,会不会像清代编修《四库全书》一样,借着修书的机会毁书,从而将他们视作异端的《竹书纪年》给禁毁了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如今我们恐怕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但总而言之,这部从出土时就历经波折,后来倾注了无数学者一生心血,耗费了几十年时间才考证出来的古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想起来总未免令人扼腕叹息。今本《竹书纪年》不过,事情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大约是在明代中期,突然有一部全新的《竹书纪年》横空出世,以刻本的形式流传开来。一部失传已久的书失而复得,人们自然会充满期待,但可惜的是,不少人拿到书之后经过认真考证,发现里面有很多致命伤,因此就怀疑这部所谓《竹书纪年》极有可能是伪造的。这其中最直接的证据是,按照前人的描述,《竹书纪年》在进入春秋之后用的是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又改为魏国的纪年,而现在流传的这本书,却全都用周王室的纪年方式,跟古人的描述不一致。当然了,这样的怀疑并不严谨。因为有人后来翻阅宋代图书,发现早在南宋初年,人们在引用《竹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这种更改后的纪年方式了。你可以怀疑这本《竹书》被儒家正统学派更改了纪年方式,但却无法证明里面的内容是虚构的。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怀疑一本书作伪很容易,可要证明他的确是伪书,就必须拿出铁的证据。西晋时出土的汲冢原简在后来的永嘉之乱时就已经被毁,原本的《竹书纪年》到宋代也已经亡佚,想要找出来进行比对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还是那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个问题虽然难解,但并不代表就真的没有解决方案,之前提到的清代学者朱右曾就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何不复原一下原本《竹书纪年》的原貌呢?这种想法并非是异想天开。这是因为,在《竹书纪年》传世的那几百年里,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而且还在他们自己的著述中,大量引用其中的内容——比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郭璞的《山海经注》、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孔颖达的《左传正义》,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竹书纪年》的记载——这些零零散散的资料就为还原《竹书纪年》的本来面貌提供了可能。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寻找古书的只字片语,是一件极其耗时耗力的工作。但朱右曾没有退缩,他以坚韧的毅力终于还是把这项艰巨的任务坚持了下来,并编成一本《汲冢纪年存真》流传后世。为了将这两个不同的版本区别开来,人们一般都将朱右曾的版本称为《古本竹书纪年》,过去那本被怀疑是伪书的刻本,则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当然了,还原古书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朱右曾手头上的资料总是有限的,所收集的资料也并不完备。到了近代,王国维、范祥雍等人又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订修正、增补资料,分别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这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古本竹书纪年》。在主流的研究者眼中,《古本》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显然是高于《今本》的,但也有不少学者,对《今本》的价值仍然抱有很高的期许。至于究竟该如何看待《今本纪年》的真伪,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END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子在川上逸思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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