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一定要有兼差
清代的中枢机构有几次重大的变化，最早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后又是内阁，到了雍正八年以后，军机处又取而代之，内阁只是名义上的中枢，实际上已被架空。
清代不设宰相，但大学士只要兼任军机大臣就可以视为宰相。不过以性质而言，军机大臣属于“差”，大学士属于“职官”，故而军机大臣若是没有大学士一职，也会低人一等。
同理，如果大学士不兼军机大臣，则手中就无实权，只是一个虚衔而言。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往往要管某个部务，位列尚书之上。这么看来，衡量大学士含金量高低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兼任其他差事。
一般而言，大学士若不兼军机大臣，往往也会奉旨管理某一部务。除非是那些资历老上了年纪的部院大臣，皇帝往往只给他一个大学士的虚衔，而不让他参与具体的政务，这类情况也是有的。
刘墉升任大学士就是个特例
刘墉是乾隆朝名臣，又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以才具而言，刘墉也属上乘。但乾隆皇帝似乎对他的总体评价并不高，认为他为人模棱两可，不实心办差。有人认为这是刘墉的一种为官策略，时不时地犯上一些小错误，来达到明哲保身的目的。此论真假与否，御史不想讨论，但基本可以认定，刘墉在乾隆朝的地位比较尴尬，一线算不上，二线又有余。
刘墉的仕途很丰富，既当过地方官，干过知府、学政、巡抚、总督，又于乾隆后期担任过左都御史，工部、吏部尚书，及至乾隆晚年，以吏部尚书兼任协办大学士。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清代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各部尚书都有满汉皆设，正常情况下，满尚书地位比汉尚书要高，但刘墉因为资历老比同是吏部尚书的和珅地位高，吏部实际当家做主的还是刘墉。
然而遗憾的是，比刘墉晚出道的王杰、董诰等，都先后出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唯独资历最老的刘墉一无所获，在从一品的位置上蹉跎感叹。
嘉庆二年二月，大学士董诰丁忧回籍，内阁中就空出了位置，太上皇乾隆在人选问题上颇为犹豫，满朝大臣数了一个遍，发现能补大学士的也只有刘墉了。可是乾隆对刘墉多少有点成见，于是便下了一道颇具意味的上谕：
“大学士缺出已届匝月，现在各尚书内刘墉资格较深，着补授大学士。但伊向来不肯实心用事，行走颇懒，兹以无人，擢升此任。朕既加恩，务当知过，倍加感激，勿自满足，勉除积习，以副恩眷。”
按照惯例，官员晋升皇帝一般都要表彰一番，偏偏乾隆反其道而行之，一边升了刘墉的官，一边又对他加以指责，还列出了不少的毛病。
其实对于乾隆来说，让刘墉补大学士一缺，多少是有些不情愿的。一方面是看在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面子上，二是刘墉本人的品德是没问题的，最主要的还是朝中没有适合的人选。就这样，刘墉就这样“勉为其难”晋升为体仁阁大学士了。
晋升大学士前，刘墉是掌权的吏部尚书，值得注意的是，升任大学士后，乾隆并没有让刘墉进入军机处，同时也没有宣布让刘墉继续兼管吏部。这样问题就来了，一个大学士既不管部务，也没有进入军机处，这无疑就是被乾隆给闲置了。
上谕中没有宣布让刘墉兼管吏部，那么他原先的吏部尚书一职就由原兵部尚书沈初接任了。但是这个沈初刚上任不久，又被调任户部，旨意由嘉庆帝的老师朱珪接替吏部尚书。
按照人事制度，如果沈初担任吏部尚书，排名自然是在和珅之后。可朱珪就不同了，他的资历深又是嘉庆帝的老师，当时他还在安徽巡抚任上，如果调到京城担任吏部尚书，则会压和珅一头。
所以和珅背后使阴招，在太上皇乾隆面前挑唆，致使朱珪有名无实，以安徽巡抚兼任吏部尚书，但不能进京任职。这样一来，吏部的实权就被和珅牢牢把控。实际上，刘墉没有兼吏部尚书，背后的操盘手也是和珅，说到底就是为了争夺吏部的实权。
嘉庆二年的这次重大人事调动，刘墉名义上升了官，但却丢了吏部的实权，而且还被乾隆奚落了一番，这笔买卖实在是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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