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二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地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古语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的中国，是古老中国的延续。结合中华民族的兴衰史深入党史学习，可以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效果，可以更好地展望未来、走向未来。
一、历史周期率
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谈到了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国自秦朝以来的漫长历史中，多次出现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局面。这些朝代往往脱胎于前朝的弊政，立于民危国乱之际，以除暴安民为己任而统一天下。这些朝代也都曾因休养生息、政治清明而实现经济文化的极大繁荣，却往往又都走向腐败、衰落，继而灭亡，从而又被新崛起的王朝所取代，走入下一个朝代更迭的循环。
历史向来都是由人民群众书写的，历代王朝莫不是因着百姓的呼声而崛起，又因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覆亡。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无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统治者从最开始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到后来变质蜕化为人民群众的压迫者，从而由执政者转化为独夫民贼。周武王伐纣，诛杀了暴君商纣王。对此，孟子评论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认为不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统治者，不能称之为“国君”，而只是“独夫民贼”，这体现的是儒家的正名思想。有君之位、无君之实甚至贻害天下的“国君”是理应被推翻的。不能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者，不存在执政的合法性。时至今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仍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鞭策和警示作用。
执政者与人民群众是一体的两面，执政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实现人民群众对幸福的追求。执政者要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执政者，则是希求国家整体秩序的稳定公正，希望执政者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群书治要·魏志（下）》记载：“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只有执政者恪守执政为民的信条，代表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自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被侵略和欺压的充满了屈辱的历史时期，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民族的未来而前赴后继，最终，这个责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正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牺牲奉献和不懈努力，才使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东方，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此告别屈辱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又以巨大的勇气和智慧，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依靠的正是群众的力量。正如年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可以说，只有时时刻刻依靠群众，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打破历史周期率。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尧舜禹的“群众路线”说起
年，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写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确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科学的工作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并非凭空而来。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思想路线，而且合乎古圣先王的治世之道，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国智慧。
孟子曾引用《尚书·泰誓》的两句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使民与天齐，把人民放到极高的位置上，来进一步表达“民贵君轻”的理念。黄宗羲更是立足民本，指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提出“入仕则为民”的观念。
自古圣贤都仁怀天下，关心万民疾苦。当百姓遭遇苦难时，古代圣王首先是罪己。如《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所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句话包含着修齐治平的智慧。古训有云：“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小到一家之中，夫妻之间，如果遇到事情首先能反省自己，必能家和万事兴；大到一国之内，如果执政者能将百姓的忧虑、苦难视为自己的失职，以群众之心为心，必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正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古人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为官者自己生病痛苦时，就会想到田间辛劳耕作的百姓一定更辛苦；自己管辖的区域出现流亡的百姓，就觉得愧对自己的俸禄。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建树的君主，无一不是时刻念着百姓的疾苦，以尧舜禹汤等圣明之君为榜样。
历史记载，尧帝“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以致“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以仁恕之心待民，“先恕而后教”，是尧帝的治国之道。对应到“群众路线”，如果执政者能够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百姓，既宽容仁慈，又耐心教导，就与尧帝的治世之道相契合，必令天下归心。孔子曾盛赞尧帝大爱无私，至美无偏，能法天而行化，民众安然受其恩泽而不知。史书记载，尧帝出游庸衢，见到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当时人民安乐自在的生活，可见一斑。
舜帝也是如此。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可见舜帝非常注意广开言路，体察民情。《司马法》中云：“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这个“至德”就体现为处处心念百姓，时刻不脱离百姓。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早已妇孺皆知，说明了禹王亲民爱民，博爱天下，不独亲其亲。《说苑》中还记载：禹王出巡遇到一名罪犯，遂下车询问情况，并为之而哭泣。左右之人说：“罪人不顺道使然，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王说：尧舜时期的人民，都是以尧舜的存心为自己的存心。现在我做了君王，百姓却各自按他们自己的想法行事，所以我为此感到痛心。可见，尧舜禹这些圣人皆是以“德”治天下，在他们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担当。他们对百姓永远是宽厚体谅的，对自己却是时时自省，闻过则喜，见善则迁。这些圣王正是因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践行了以民为本的群众路线，才能做到君民一心，共创治世。
圣人的境界并非不可企及。《孟子》有言：“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人都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贤，关键在于是否树立了这样的志向。古人讲：“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古代士人都有如此的情怀，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做得更好。
三、商汤文武何以能王天下
《孟子》中有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每个时代都有君王，为什么五百年才必有“王者兴”呢？可见“王者”，不仅仅是实现大一统那么简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参通天人，德配天地，显然比靠武力征服天下的标准要高得多。《说文解字》中也说：“王，天下所归往也。”真正的王者可以令远人来归，天下一心。因此，孔子在《论语》中说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以武力征服天下只是行霸道而已，只能让百姓“貌恭而心不服”，而行王道是靠德行让百姓自己来归附。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是历史上的明君。他们令四海归心，是真正的王者。那么真正的王者是如何实行王道的呢？
《六韬》记载文王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之道。太公曰，爱民，并作了形象的比喻：“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可见夏商周三代的圣王，是以仁爱治天下，像父母爱护孩子一样爱护百姓。
周文王的仁爱之心，不仅施之百姓，还延及枯骨。《新序》记载，文王在建造灵台挖池沼时，从地里掘出死人的头骨。有关官吏将这件事告诉文王，文王下令为其改葬。官吏告诉他这是无主之骨，而文王却说：“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后命令该吏为其置办寿衣棺木，将其改葬。天下的人听到此事后都赞叹文王的贤德，文王的仁爱之心泽及枯骨遗骨，更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呢？因此，人们评论说：有些人得到珍宝，却给国家带来灾难；而文王得到了枯骨，却显出他仁爱的心意，所以自然能“天下归心”。
《群书治要·尸子》中说，尧帝能奉养孤苦而无处投诉之人，大禹能体恤有罪当刑之人，商汤和周武王的恩泽能惠及禽兽，这就是古代圣王能使国家安定、使远方人民归附的原因。圣贤君王拥有天下，以天下为己身，而无一己之私，以天下万民之好恶为自己之好恶。大舜说：南风吹来的和煦之风，可以化解我百姓的怨恨。大舜为之作歌的不是禽兽而是他的人民。商汤说：若我有罪，不要连累万方人民。若万方人民有罪，我愿一人承受。商汤能放下自己而关爱万方人民。周文王说：若有道德仁义的人可任用，何必要用至亲？文王不偏爱亲人而要惠及天下万民。
商汤文武这些古圣先王给予后世的启示在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真正的王者仁怀天下，以百姓之心为心，是靠仁德而非靠武力取得天下，因此才开辟了太平盛世。
“商汤文武”的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倡的“白求恩精神”毫无二致，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虽然不可能都和商汤文武一样，成为最高的执政者，但是不能不学习效法他们的存心。
四、从“三代之亡”看衰败之因
夏商周三代皆由明主开国，历经数十世，具有非常好的统治基础。那么三代又是因何而覆灭的呢？总结起来，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放纵欲望，追求奢侈
《群书治要·晋书》中讲道：“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没有不是抑制自己的私欲而成就的；三代的衰败也没有不是奢侈纵欲而导致的。
《群书治要·魏志》中记载了一位臣子这样的进谏：所谓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节约，珍视民力；所谓恶劣的政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认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开国之初为什么会清明兴盛，到末期为什么会衰弱以至于灭亡，同时再看一看近代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戒惧了。
《群书治要·政要论》中说，修身治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礼记》也说：“欲不可纵。”遍观家庭与国家，其取得成功，没有不凭借俭约的；其失败，没有不是因为奢侈的。俭约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纵情感；放纵情感者危险，节制欲望者平安。尧舜所住之处，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葛布衣服，冬天穿鹿皮衣服。大禹宫室低矮，饮食菲薄。这几位帝王，“非其情之不好，乃节俭之至也”。不是其心里不喜好，而是因为他们节俭到了极致。而三代的衰败，正是因为反其道而行。
2.独断专横，傲慢骄纵
《吕氏春秋》中说道：“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君人之大经也。”意思是说，亡国的君主必定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轻视众人。自高自大就会怠慢众人，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轻视他人就会没有防备。人才不齐备就会招致祸患，专断独行就会使地位不稳，怠慢士人就会闭塞视听。想不闭塞就一定要礼贤下士，想地位稳固就一定要得到众人的支持，想不招致祸患就一定要人才齐备。这三条，是君主的治国大略。
从历史上看，亡国之君就是恰恰违背了这几条。《史记》上记载的商纣王和秦三世而亡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纣天资聪明，善于辞令，反应灵敏，办事迅捷，才能和力气均超过常人，能空手与猛兽格斗。但是，他却常将自己的智谋用于推拒臣民的劝谏以掩饰错误，并喜好向群臣夸耀才能，傲慢自是，以致终被武王推翻。而秦朝自穆公以来，逐渐蚕食诸侯，最终成就秦始皇统一大业。然而始皇骄横专制，自视功业胜过五帝、幅员盖过三王而耻与其并列，不肯虚怀若谷，谦卑受教。秦二世继承了其父的作风，依然暴虐无道，因循不改，遂使国家忧患愈加深重；而子婴又孤立无亲，忧惧软弱，无人辅佐，最终使得秦朝家破国亡。
3.远贤近佞，不听劝谏
任用贤臣，虚心纳谏，是盛世明君的共同选择，秦朝之亡恰恰是远贤臣、近佞臣的结果。
《群书治要·吴志》中总结前人治国的经验说：“古之圣王，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功也。”相反，大凡亡国之君，其朝中不见得没有能使国家大治的臣子，其府中不见得没有古代先王留下的典籍，却终未免其亡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贤臣不能得以任用，其先王的礼法不能得以推行。《群书治要·傅子》中也举例说明了这一点：“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杀其正臣关龙逢，而夏以亡。纣信其佞臣恶来，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群书治要·典语》上总结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
任贤纳谏，需要君主有闻过则喜的胸怀。亡国之君没有这样的胸怀，自然身边聚集的都是阿谀奉承的小人，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希望呢？《吴志》中说：“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孔子家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群书治要·文子》中也说：“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
孔子最赞叹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喜欢闻听自己过失的人，并且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群书治要·政要论》上引用《左传》中的话讲：大禹、商汤归罪自己，其国家勃然兴盛；夏桀、商纣怪罪别人，其国家忽然灭亡。《群书治要·后汉书》上记载，成汤遭遇旱灾时，便以六件事来责问自己：治理政事不符合法度吗？使用民力太急遽了吗？宫室是不是太奢华？得势嫔妃弄权干政形成风气了吗？贿赂盛行了吗？进谗言的人太猖狂了吗？而夏桀和商纣王恰恰相反，他们荒淫无道，最终被汤武征伐，他们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后悔以前没有杀了汤王和文王。亡国之君终其一生都不肯反省自己，无怪乎国家会走向衰亡。
这些历史兴衰成败的规律告诉我们，国家盛衰的关键就在于执政者是否师法圣王，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严以修身，任贤使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还是独断专行，骄奢淫逸，听信奸佞，以个人私利为重。《淮南子》中记载，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基业，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兴亡的事迹，看清国家成败的演变，不合乎道义的话不说，不合乎义理的事不做，言论不随便出口，举动不随便作为，先选择好的方法然后根据它去行事。由此看来，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因此，成康盛世达到了刑措不用、囹圄空虚的治理境界。那么，自从周代成王、康王以来，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为何历史却是乱多于治呢？《汉书》上用一句话概括了原因：“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群书治要·商君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故三王以义亲，五伯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这里就指出，三王用仁义来亲和天下，五霸用法度来匡正诸侯，而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据为己有。反观乱世的君主、臣子，只顾贪占一国一方之利益，私下打探哪个官位更重要，便于聚敛资财，这就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重温古训，可引以为戒。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今天，党员领导干部遇到的诱惑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吏都要多得多，稍有不慎，就难免会被“糖衣炮弹”所击中。作为执政者，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一旦因自私自利而迷惑沉沦，不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更会使自己亡家灭身，贻害子孙后代。而古代的昏君佞臣和如今贪污腐败的官员，之所以会走入这样一个“死胡同”，根源就在于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
五、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自年诞生以来，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从“三座大山”中解放出来，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靠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回到历史周期率，历史上那些昙花一现的王朝，往往是压迫群众的老爷府、王爷庙。而历史上能赢得二三百年大一统的王朝，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相对公平开始的。而每一次改朝换代，也都是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消失。可以说，公平，特别是全社会各阶层间的公平，是兴亡演替的潜规则。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政治史，就是压迫和反压迫的战争史，就是公平和不公平的更迭史，而历史周期率，就是民心向背的循环。不能为人民作主的政权，是绝不可能长葆活力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辛亥革命，虽饱含救民于水火的理想信念，而实际依靠的却是压迫百姓的旧官僚权贵阶级，因而没有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蒋家王朝，依靠新兴的资产阶级解放了生产力，却仍然没有走出剥削人民大众的老套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暴易暴的政权注定得不到支持。在战争中，国民党前方军队或成建制倒戈，或对友军见死不救；在后方，即便有军统国统的监视，仍旧是漏洞百出，只因蒋家王朝没有千百仁人志士，其黑暗统治自然是千疮百孔。蒋家王朝，面临的是从民众到高官举国之民皆欲卷款外逃之境况，而新中国的成立却让许多华侨放弃英美给予的高利重金，重归故国。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人民群众对于幸福平等的热切渴望中，走上历史舞台而成立和领导建设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人民群众的伟大胜利。坚决、真实地依靠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子弟兵、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重重困难始终走在光明大道上，就是因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自创立伊始，就牢固地秉持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案中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毛泽东也曾深刻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正是因为信任人民群众，敢于完全依靠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才没有像辛亥革命一样与虎谋皮，没有走上统治压迫人民的道路。而是始终把提高全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公正平等地维护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放在第一位，最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带领人民大众反抗压迫、追求幸福的历史，是代表人民、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
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始终都紧绷着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根弦。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胡锦涛同志也讲道：“作为领导干部必须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绝不能用来为自己谋私利，要始终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正是这样的执政思想和行动路线，让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沧桑中迅速成长，使中华民族展现强大的生命力并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可以说，正是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就没有共产党的今天和新中国的今天。一个政党脱离了人民，就会有覆亡的危险，一个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就会有败身的祸患。只有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长久的胜利。
六、以史为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年12月25日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这意味着苏联这个钢铁巨人彻底倒下。年，列宁和20万共产党员曾领导苏俄人民推翻沙皇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年，斯大林和万共产党员曾领导苏联人民扭转了极其困难的局面，打败法西斯德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可是当苏联已经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与美国不分伯仲的时候，却最终在万共产党员和全苏联人民的漠视下轰然倒塌。苏联《西伯利亚报》曾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在部分群众中进行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却占85％。可以想见，打败苏联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共产党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在论及国家由盛转衰的原因时这样阐述：大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世已久，风气日渐变坏而不觉察，政治逐渐腐败而不变革，习于混乱，安于现状，安逸享乐而看不到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考虑国家大事；有的不听忠言劝告，满足虚伪，忽视真诚；有的在歧路徘徊，不知何去何从。有些被信任的大臣，只求中饱私囊，保住俸禄；有些被疏远的臣子，因地位低微，谏言被弃而不用。于是，国法松弛于上，有识之士忧忡于下，真是可悲啊！
唐朝诗人李商隐在考察历史之后，在《咏史》中也同样感叹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在忧患中勤俭奋进，走的是上坡路，则多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此谓“其兴也勃焉”；在安乐中自满堕落，走的是下坡路，则多小的困难都会成为毁灭的导火索，此谓“其亡也忽焉”。承平日久，往往会萌发重大的危机，而重大的危机不是来自外部，皆来自于对自我的放纵和懈怠。正如北宋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所言，“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木必自腐而虫生”，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自身作风问题正是其成败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确定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奋斗目标，并用“致命伤害”“亡党亡国”来警示腐败问题的潜在危险。把加强党风建设和反对腐败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并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正是在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和清醒分析党内存在各种问题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战略部署之一。在加强党风建设和从严治党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他在年4月19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
历史经验证明，不能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者，其执政没有合法性，其执政能力必定日渐衰微，其下场必定不能完满。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保证自身的纯洁性、先进性，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牢记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而实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