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世纪，西周政权的统治陷入危机，前年，犬戎攻陷镐京，杀周幽王与姬伯服於戏（今陕西临潼东），尽取周赂而去，史称“犬戎之祸”，西周崩溃，幽王死后，诸侯拥立原先被废的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他即位第二年，见镐京被战火破坏，又受到犬戎侵扰，便迁都雒邑，史称“东周”。
此时，周王室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秦汉之前，中华大地本就不是大一统的集权帝国体制，周王虽号称“天子”，但实际和后世帝王也完全不一样，周王说白了，只是诸侯共主而已，再通过“由尖至锥的横切为血源关系的宗法制度，再以礼乐制度与井田制巩固整个尖锥，维系周王与诸侯国、官员、国人、野人的关系”来构建统治体系（《中国通史·先秦史》），不过，其统治的根本性基础在于：周部族相对于其它诸侯有强大的实力。
现在不行了，周王族就这么被犬戎这个蛮夷痛打一顿，硬实力和软实力均受到极大打击，于是各路诸侯开始轻慢周天子，周天子威权稍弱，楚王熊渠竟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楚国实际并不是周王室的封国，它本是南方一个很大的“蛮族”部落，不属于“诸夏”体系，但由于中原文明富庶，后也渐渐融入此体系，臣服周天子（西周初期，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爵位子爵。前年，楚子熊通自立为王（史称楚武王）），吴、越等诸侯国事实也是如此，不过这些国家相对于传统中原国度，存在一定离心力。
不过，这一时期，周朝的统治还不至于分崩离析，尽管此时周室丧失西半部王畿，土地、人口都大为缩减，能掌握的力量大概只相当于一个中等的诸侯国，但毕竟还有“天下共主”的虚名，传统政治伦理的影响尚在，还不至于完全礼崩乐坏，但政治秩序失控是在所难免了，周王室影响力的衰退留下了很大一块政治真空，各诸侯蠢蠢欲动。
当然，大部分诸侯此时还没打算像后世的强秦一样征服天下，他们追求的是“霸”，“霸”为何物？“霸”为“伯”的假借，指古代诸侯联盟的盟主，即在某一领域或地区势力最大并取得首领地位的诸侯。
春秋有五霸，那么，最先称霸的是谁呢？是齐国的齐桓公，而齐国为称霸而奉行的国策，便是著名的“尊王攘夷”。
何为“尊王攘夷”，这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本意为“尊勤君王，攘斥外夷”，在当时，这实质是一种对政治秩序的整顿。那，齐国又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这一策略的呢？
尊王攘夷
当时，现实中的各诸侯国是相当混乱的，各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战争。谁战胜就召开盟会，强迫诸侯国认他为霸主。前年，齐国齐僖公与郑庄公结盟于石门，为诸侯间互相结盟的开始。
但是，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并不是只有诸多诸侯国的，周朝时期的国际观大体如下：周室认为周王的地位高于万邦，视万邦的总和为“天下”，周室不认为有任何方国与其是对等关系。周朝所能控制与维系的地域范围，被视为周朝的地方势力。但不受控制的范围（如外族方国）则视为“戎狄蛮夷”（这些族群的体制也确实异于周朝）。
现在，周王衰微，各国可能不太尊奉周王，但是对“天下”“诸夏”这个概念还是认，而对于传统周朝控制范围外的“戎狄蛮夷”，各国均没有好感，总体来说：诸侯国虽然争霸，但仍有一定文化上的共通性，也认可对方作为“诸夏文明”的一部分，对于周边异族，则有着共同的排斥和贬低。
注：“诸夏”，诸夏，是指与中原诸侯国，最初周王朝同姓、姻亲与受功的诸侯，后来广义成为中原诸侯国的代称，频繁出现在春秋战国的典籍中。诸国虽尔虞我诈，大一统集团未形成，但也形成了一种“文明共同体”意识
而此时，因为中原混乱，狄戎等四方夷狄入侵华夏，这对于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是不可接受的，内归内、外归外，对于这些敌人，诸侯需要团结一致，才不会被各个击破，而扛过这个大旗的，就是齐国。
齐国的实力本身算是比较强的，其疆域主要位于今山东省大部、河北省东南部及河南省东北部，开国以来，不断东拓打击东夷，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传至齐桓公时，已经是疆域濒临大海的大国。此时齐国也不安分，前年，齐僖公又与鲁隐公结盟于艾。其后十数年间齐僖公先后主持多国会盟，平定诸国，成就僖公小霸。
前年，齐桓公即位，结束了齐国混乱的国政，在重臣鲍叔牙的建议了，原谅并重用了曾经的对手，中国历史上著名政治家管仲，命其为相。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战略家和政治家，其实行了著名的“管仲变法”，管仲整顿行政系统以“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建立宫廷官制，以削弱了世卿的统治权力，增强了君主集权，形成了完整的中央政权机构；此外，建立土地税收制度，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化。建立常备军。
这一套制度使得齐国的内政大为好转，凭借着丰富的资源与强悍的行政能力，齐国的国力大为好转，内政已修，富国强兵，那外交呢？齐国打出的旗号便是“尊王攘夷”。
“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公元前年，周惠王有另立太子的意向。齐桓公会集诸侯国君于首止，与周天子盟，以确定太子的正统地位；数年后，齐桓公率多国国君与周襄王派来的大夫会盟，并确立了周襄王的王位。公元前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
“攘夷”，则是打击域外势力（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齐桓公二十三年（前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向齐求救，齐桓公派兵救燕。齐桓公二十五年（前年），山戎攻打邢国，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齐桓公再次发兵攻打山戎以救邢国；前年，齐桓公率领诸侯进入楚国，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而导致祭祀大典无法及时进行，使得楚国承认自己的错误；前年，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召开葵丘之盟，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周襄王派宰孔参加，并赐王室祭祀祖先的祭肉给齐桓公。
可以看出，齐国奉行“尊王攘夷”之策可谓不遗余力，同时，也能看出，齐国通过此策略，确实收获了极高的政治利益，那“尊王攘夷”的实质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其实基本没有争议，“尊王攘夷”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维护诸侯国国君与周王间的从属关系；而是借周王的“旗号”抢占大义，发展齐国的势力，以争当诸侯中的霸主，为齐国谋取利益。
打着“仁义”的旗号，占据道德之高地
毕竟，当时环境下，周王虽说式微，但影响尚存，“尊王”属于天下均不敢反对的“政治正确”，尤其对于一些小国来说，奉行周天子权威是无可置疑的（对于小国来说，传统的礼乐制度下，它们还能够生存；但若是彻底礼崩乐坏，它们大概率会被大国兼并，所以天生支持周王）；春秋毕竟不是战国，以春秋时期的技术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国家的顶峰也只是“霸”而不能“帝”，原有的政治逻辑是：周王为天下共主，诸侯尊奉，“诸夏”集团中以周王为首，带领大家征讨蛮夷。而先如今周王实力不存，“诸夏”混乱之际，管仲认为齐国应该接下这个担子，虽然基于政治伦理无法取代周王，但也可以趁机填补政治真空，攫取利益。
所以管仲这种策略相当现实，也为齐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威望，齐桓公七年（前年），在甄召集宋国、陈国、蔡国、邾国四国诸侯会盟，齐桓公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后宋国违背盟约，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率几国诸侯伐宋，迫使宋国求和，此即为“九合诸侯”的第一次。另外，齐桓公还灭了谭国、遂国、鄣国等小国。公元前年，齐桓公召集鲁、宋、曹等国国君及周王宰孔会于葵丘。周公宰代表周王正式封齐桓公为诸侯长，齐国霸业达到顶峰。
但是，将“尊王攘夷”之策类比成后世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不妥的，齐国的“尊王攘夷”并不是完全将周天子作为“傀儡”，打着其幌子四处征伐，先秦和秦朝之后的帝国体制完全不一样，春秋时代，没有哪个诸侯能想到这一集团能大一统，“诸侯共存”式才是理想型的政治体制，“尊王攘夷”的确有着维护着“诸夏”的文明体系的意味。
也正是因此，“尊王攘夷”之策受到好评，即使是孔子也对管仲评价很高，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是当时北方蛮夷的穿着习俗，孔子的意思是：没有管仲，我们也都会蛮化），对管仲维护了“诸夏文明”有很高的评价；朱熹亦称其“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顾炎武更称其“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齐国成为霸主，除了自身的实力外，也是有着相当高的政治威望的，其救燕、救邢、救卫、抵御楚人，在中原诸国中俨然“秩序维护者”、“诸夏宪兵”一般，齐国是负责的，于是，天下诸国也认同其宗主地位，毕竟，相当老大，除了硬本事要够，也要立一套大家都认服的规矩才行，“花花轿子众人抬”，过于残暴和背信弃义，即使是成就千古帝业，也是不能长久的，这其中最著名的反例就是后来的秦。
齐国基本还是守规律的，最著名的一件事发生在齐桓公五年（前年）：齐攻鲁，鲁败，请求割让城池平息战争，桓公应允，并与鲁在柯地会盟，会上，鲁庄公的臣子曹沫拔出宝剑发难，劫持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鲁国在齐鲁边境上的汶阳之田。齐桓公答应曹沫的要求，时候齐桓公非常愤怒，想杀掉曹沬并拒不履行承诺，管仲劝说不可，于是齐桓公将汶阳之田还给了鲁国。诸侯们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认为齐桓公有信誉，渐渐地都想依附齐国。
“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於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史记》
“尊王攘夷”事实上是基于先秦政治体系下的一种“政治正确”，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进入了大一统集权后，这一词也没有消失，后来甚至演化为具备相当复杂含义的政治术语，在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儒家国度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朝鲜“尊明反清”，日本“倒幕运动”后均打着此旗号。
这其实也反映出，在东亚儒家文化体系中，虽山川异域，虽尔虞我诈，但这些民族都追求一种大众认可其政治伦理的政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