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公子重耳因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的配合，得以返回晋国继承君位。
他回国后便励行改革，在内政和外交上，作了大力的突破；积极整顿，使国力迅速增强；敦行教化之功，奖掖贤良，深得晋人的拥戴。
这些，都为晋国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作了充分的准备。
晋臣狐偃为晋文公的霸业，规划了堪比孔明“隆中对”的蓝图。他制定了三项重要政策：纳襄王以示民义，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以示民礼。
孔明剧照尊周、勤王以示“义”
晋国国势底定之后，晋文公元年即公元前年，周王室发生叔带之乱。周襄王因此乱而逃到郑国避难，并派遣使者向秦、晋两国求助。
我们先来看看《国语》的记载。
狐偃曰：“继文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务之。”
狐偃劝文公要把握良机“勤王”、“尊王”，否则秦穆公将出师迎天子返回雒邑，如此就丧失成为诸侯霸主的机会。继承晋文侯的传统，弘扬晋武公的功业，开拓疆土，安定家邦，就在此一举了！
秦穆公剧照针对此事，《左传》又是怎么说的呢？
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
秦穆公闻王室有乱，起兵屯于河上，晋国虽然大乱方弭，亦不肯放弃这个大好机会。
狐偃在此分析了“勤王”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求诸侯莫如勤王”是晋国成为诸侯盟主的天赐机缘。
“诸侯信之，且大义也。”说明以“勤王”作为号召诸侯的口号，是合乎“公义”的，若要继承晋文侯护送周平王东迁，及晋武公统一晋国的功业，就必须把握机会，抢先使周襄王回到王城复位。
周平王剧照晋文公于是辞退了秦师，带左右两师军队出征。文公二年三月，晋军抵达阳樊，以右师围温，以左师迎襄王于郑。四月，杀王子带，护送襄王入成周。
晋文公独自平定了“王子带之乱”，速战速决，在诸侯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周襄王在危难中得到晋国的援助，感激之余，为了酬谢晋文公勤王之功，于是把阳樊、温、原、欑茅之田赐给文公以示嘉奖。
于是，晋国始启南阳，疆域大为拓展；东向之道大开，出兵中原之路更为便利。可见，这次“勤王”可以算是名利双收。
伐原、重诺以示“信”
在纷扰多事的春秋时代，各地诸侯莫不欲称霸；而称霸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能立信。
荀子曰：“信立而霸。”故霸主莫不汲汲于“立信”。
自晋文公平定“王子带之乱”后，晋国在政治舞台上声名大噪，其中的“伐原示信”，便是晋文公能称霸最为有名的“立信”证明。
晋文公剧照原，是周襄王赐晋文公的南阳诸邑之一。原邑人民本不臣服于晋国，因此，晋文公命令部下携带三日粮食，准备前往攻讨原邑。
据《左传》记载，晋国军队经过三日围城，原地人民仍誓死抵抗不愿投降，晋文公便命令军队撤除包围，准备离去。
这时，原地的间谍出而告之，原地将不须几日便会投降，各方将领也建议请文公再稍待几日，等原邑人民纳降。
但文公坚守诚信：“‘信’是国家的无价之宝，百姓靠它庇护。得原而失信，百姓何以庇之？”于是仍决定退兵。
军队离开不到三十里，而原邑百姓立即请降。
《左传》《国语》的记载与《左传》大致相同。
文公令以“三日之粮”围原，原不降，则坚守诚信决定退兵，即使有人出来通报再等二日原邑的人就会投降，但文公决定信守先前的诺言，带兵而退。
可见文公重信守纪，赏功讨罪，丝毫不苟，于是人心安定，上下齐一，原邑百姓终于请降。
《淮南子》中亦记载了此事。晋文公伐原，与大夫们约定三日，是围原的最后期限，若攻不下便放弃。原邑地区的人，听闻晋文公重诺守信，跟着投降。温邑地区亦是周襄王所赐，温地百姓听闻文公重诺守信，亦请降，于是晋文公成功取得了原及温二邑，政治修明，军事革新，诸侯归晋。
伐原一役显示了晋文公的“重信守义”，在当时的诸侯之间树立了典范。
晋文公剧照正所谓“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信义为诸侯所重视，故欲建功称霸，乃至于欲维持其霸主领导地位，莫不以“信义”为本。
晋文公的“伐原示信”，展现了泱泱大国的气度，此与管仲以“礼义廉耻”树立齐人之精神道德者，立意相同。
大蒐被庐以示“礼”
晋文公即位之初，欲使民知义、知信、知礼，敦行教化之功，“乃大蒐于被庐，作三军。”
文公通过盛大的军队检阅仪式，使军民看到尊卑上下的礼节，“明尊卑、顺少长、习威仪、修法度”；并设置执秩之官，掌管爵位秩序，依法整治官府，规定官员职责，使之合于正规。
赵鞅剧照让我们把画面快进到晋顷公十三年。此时，晋国大臣赵鞅和荀寅用铁铸刑鼎，将前执政者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公之于众。孔子对此事加以抨击。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何以为国？”
孔子认为，这样做就会使“贵贱无序”，破坏等级制度。他所提到的“为被庐之法”，便是文公四年的大蒐于被庐，以示民“礼”一事。
晋文公设立职掌官职位次的官员，在被庐制定法令，此事使晋国成为诸侯盟主，可见其重要性。
孔子剧照晋遇重大政事，常行蒐礼以明议之，根据《左传》记载，晋国在春秋时代共举行“大蒐礼”四次，即文公四年的“蒐于被庐”，文公八年的“蒐于清原，作五军”，及晋襄公七的“蒐于夷”，和晋悼公十四年的“蒐于绵上”。
晋国的“大蒐礼”具有多种功能，可以“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很明显，这是一种加强统治的手段。
据此，晋文公之所以要在被庐举行“大蒐礼”，就是因为“民未知礼，未生其共”，目的就在于使民“知礼”而产生共同的认识。
晋文公剧照结语
狐偃蓝图中的“襄王以示民义，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以示民礼”，为晋文公的霸业扎下了稳固的基础。
尊周、勤王以示“义”，而民安居乐业；伐原、重诺以示“信”，而民诚信不欺；大蒐被庐以示“礼”，而民乐为所用。
看来，晋文公已得霸主“义立而王，信立而霸”及“礼义教化，是齐之也”的真谛，他政绩卓著，使得晋国国强民富，称霸亦成历史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