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又名：《孙子》、《孙子兵书》、《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孙武兵书》等，是中国古代的兵书，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兵书，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
百家争鸣时期著书立说之风的兴起孙子兵法的形成 在学术下移和私学兴起的情况下，春秋后期社会上流行的书籍已相当多。这些书籍大部分是官方编纂的，但私人的著述到春秋末年亦已为数不少。 （一）官编图书的纷繁 在官方编纂的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史书，当时名为《春秋》。晋国的叔向因为“习于《春秋》”而受晋悼公之召，“使傅太子彪”（《国语·晋语七》）。战国初年的墨于曾谈到“周之《春秋》、“燕之
《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墨子·明鬼下》）。据说墨子见过《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这说明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国家都有记载本国事迹的史书。《春秋左传》就是在《百国春秋》）的基础上编纂起来的。各国除记录史事的《春秋》外，还有一种记录世系的书叫《世》。官吏的职责有这样的规定：“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国语·鲁语上》）各国的《世》，后来就成了《世本》编纂的依据。当时进行教育的科目特别多。楚国的申叔时论述如何教育太子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上述这些教育的科目中，春秋、世、诗、令、语、故志、训典，都应该是有书本的。孔子的私学教育，常用的教科书有《诗》、《易》、《书》等。他曾经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策》）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其弟子记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同上）子张曾问：“《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答：“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宰三年。”（《论语·宪问》）可见这些教科书，用老师讲解或师生问答的形式，为弟于们所普遍诵习。 官方编纂的军事典籍，当时流行的亦有多种。《司马法》在春秋晚期由司马穰直作了许多“申明”（解释、发挥）的文字，己见前述。《军政》中的一些文句，为《孙子兵法·军争篇》所引用。此外，《军志》也是各国战争指挥者熟读的军事经验的汇编。晋楚城之战时，楚成王曾三引《军志》曰“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者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年，宋华登引吴师救华氏，宋厨邑大夫催谋划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晋楚之战时，楚孙叔敖临阵指挥，亦引用过《军志》中的这句话。楚国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军政典籍。当时晋国的士会就说：“（楚）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左传·宣公十二年》）这里所谓“楚国之令典”，用之能使“军行”有序，“军政不戒而备”，实在是很珍贵的。据说当吴楚柏举之战，吴国攻人楚都郢时，楚人蒙谷“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后楚王返郢，“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战国策·楚一》）。可见楚国的典籍之多和作用之大。 （二）私人著述的时行 在官方编纂图书典籍的带动下，到春秋晚期，私人著述也开始出现。略早于孔子的老聃撰作《老子》五千言，便是当时私人著述之风兴起的明证。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春秋后期私人的著作已为数不少。除去其中相当一部分出于后人依托或整理其言行而成者外，如《老子》一样属于私人著述的作品约可得十余种。兹依《汉志》著录的次序，分家略述于下： （1）儒家，有“《周史六（当作‘大’））六篇”。班固自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曰：“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沈涛驳正颜师古曰：“案：今《六韬》乃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则非今之《六韬》也。‘六’，乃‘大’字之误。《人表》有‘周史大’。古字书无‘’字，《篇韵》始有之，当为‘’字之误。《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盖即其人。此乃其所著书，故班氏有‘孔子问焉’之说。颜以为太公《六韬》，误矣。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查《汉书·古今人表》“中下”等内有“周史大（当作‘’）”其人，与老子、师旷同时。然则《周史大》应是与《老子》一样的私人著述。 （2）道家，除《老子》外，尚有“《关尹子》九篇”。班固自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又有“《老莱子》十六篇”，班固自注：“楚人，与孔子同时。” （3）阴阳家，有“《宋司星子韦》三篇”。班固自注：“（宋）景公之史。”《吕氏春秋·制乐》记：“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论衡·变虚篇》及所引刘向《子韦书录序奏》，皆有关于子韦言行的记载。此《子韦》三篇，可能是其言行的记录，也可能是其自著。 （4）名家，有“《邓析》二篇”。班固自
注：“郑人，与子产并时。”考之《左传》，子产卒于鲁昭公二十年（前年），邓析被杀于鲁定公九年（前年）。两人相去21年，则邓析时代应稍后于子产。《荀子·不苟篇》曰：“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人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而惠施、邓析能之。”刘歆《校上〈邓析子〉叙》云：“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然则此书是论说辩难之词，为邓析自著甚明。 百家争鸣时期著书立说之风的兴起孙子兵法的形成（5）杂家，有“《五（伍）子胥》八篇”。班固自注：“名员，春秋时为吴将，忠直遇谗死。”此是论政之篇，另有论兵之篇在兵技巧家。 （6）兵权谋家，有“《范蠡》二篇”，班固自注：“越王勾践臣也”；又有“《大夫种》二篇”，班固自注：“与范蠡俱事勾践。”《汉书middo
t;甘延寿传》张晏注引《范蠡兵法》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左传·桓公五年》孔颖达疏、《文选》潘安仁《闲居赋》李善注都征引过《范蠡兵法》的以上论述。然则此处的《范蠡》二篇，很可能是其自著的兵法。大夫种曾向越王勾践陈述：“伐吴有九术。”（《越绝书·年经九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作“伐吴七术”）可见大夫种是很有谋略的。此处的《大夫种》二篇，也可能是其自著的有关兵权谋的言论。
（7）兵阴阳家，有“《苌弘》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史”。苌弘是春秋末年人。《淮南子·泛论训》云：“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史记·天官书》称苌弘是“传天数者”；《史记·封禅书》又说：“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然则此处的《苌弘》十五篇，可能是记录他的言行的，也可能是他论述天数、方怪的著作。 （8）兵技巧家，有“《鲍子兵法》十篇”和“《五（伍）子胥》十篇”。前者为春秋时齐国鲍氏所著的兵法，后者为伍子胥的兵法著作。《越绝书》引《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文选》颜延年《侍游曲阿后湖诗》李善注引，张景阳《七命》李善注所引略同）《太平御览》卷三一五引《越绝书》转引的《伍子胥水战兵法》，所讲“大翼”的长度和广度更大，是可容纳近百人的大战船。《旧唐书·经籍志》亦著录有“《伍子胥兵法》一卷”。可知伍子胥确实有自己的兵法著作。 春秋后期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战争行动的频繁扩大，军队类别的多样和人数的激增，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兵器制作的精良，车战之外又有步战的兴起，作战方式的愈趋灵活多变，各种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研究军事气氛的日益浓烈，在官方编纂图书的带动下私人著述的纷纷出现，这一切，都在孕育着一位卓越的军事理论家的诞生，一部杰出的兵法著作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