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历史上，楚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从地理上看，华夏诸侯从最西边的秦国到居中的三晋，再到最东边的燕国、齐国、鲁国，都在黄河流域，楚国却在长江流域。从文化上看，华夏文化以《诗经》为代表，楚文化以《楚辞》为代表，两者的差异不但一目了然，而且天差地别。当然，当时的华夏诸侯会说：“这不叫文化差异，这叫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差异。”
这就导致，无论楚国有没有归附于周天子，有没有和华夏诸侯建交，又无论华夏诸侯在正式场合上怎么尊称楚国人，但在心里，大家都把楚国当成蛮夷之邦，把楚国人当成野蛮落后的外国人。
《史记》记载，周文王的时代，楚人首领鬻（yù）熊“子事文王”。这话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鬻熊以子爵的身份效劳于周文王，二是鬻熊像儿子一样服侍周文王。我更倾向于第二种理解，因为周文王恐怕没资格给鬻熊封爵。
鬻熊死得很早，首领的位置经过三代人传到了熊绎。这个时候，周朝已经建国，周文王和周武王都去世了，年少的周成王在周公的辅佐下统治着这一片新打下来还没多久的江山，非常需要盟友。周成王大举提拔文王、武王时代那些功臣的子孙，熊绎刚好赶上了这个机会，受封楚蛮，有了子爵的头衔。（《史记·楚世家》）
周成王搞的这次分封，《国语》透露过一点消息：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春秋时代了，楚国早已经做大做强，要和华夏诸侯里边最强的晋国争夺霸主。在一次诸侯盟会上，楚国和晋国争夺礼仪上的排序，都要当第一。晋国人私下商量，觉得仪式上的谁先谁后并没有那么重要，看人家楚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难道是凭着仪式上的出场次序得来的么？
想当初，周成王在岐山之南大会诸侯，楚国的国君还只是一个南蛮子，在会场上连自己的席位都没有，只能和东夷的一个小首领一起搞搞会务工作，其实就是打杂。等天子和诸侯们一一入席之后，这两个打杂的汉子还得去会场前边看守火炬。（《国语·晋语八》）
当我们拿《国语》和《史记》一参照，就知道那个只配打打杂，给会场看守火炬的，毫无存在感的小角色，说的就是熊绎。
熊绎受封的子爵，是一个低级爵位。周朝封爵，有所谓五等爵，从高级到低级依次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和五等爵相关的还有一个地理区划系统，叫作五服——这不是丧服制度里的五服，而是地理区划里的五服。
所谓五服，大体上说，由核心区到蛮荒地带依次分为甸服、侯服、宾服、要（yāo）服、荒服。在五服里的级别越低，对周天子的义务就越少。到了荒服这个等级，要做的事就是朝见天子，表示一下服从的忠心，再进贡一点土特产，仅此而已。
位于荒服的诸侯，一来和周王室的关系不深，感情基础不牢，二来距离核心区山远水远，就算周天子想让他们带兵来帮自己打仗，等使者通知到了，仗差不多也该打完了。
给熊绎封子爵，这倒不是对他有偏见，而是按照规则，凡是荒服的国君通通都是子爵，无论他的实力有多强。（《礼记·曲礼下》）
所以我们读《春秋》和《左传》，一提起各国诸侯的行动，经常是各种宋公、齐侯、曹伯，等等等等，到楚国这里就变成了楚子。这就好比今天开大会，名单上开列出席的首长名单，有宋部长、齐厅长、曹局长，等等等等，然后看到，这里边竟然还夹着一个楚科长。
所以历任“楚科长”心里都有一根刺：没面子！
于是我们才会看到楚国在和华夏诸侯争雄的时候，特别在意礼仪、排名这些，因为这根刺在心里扎得实在太久了。
当然，熊绎时代的楚国确实没资格和诸侯争短长，因为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差人家太远了。楚国人后来缅怀这段辛酸岁月，说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这就是“筚路蓝缕”这个成语的出处。“筚路”是柴车，“蓝缕”不是破衣服，而是朴素的、不缝边的衣服。熊绎就这样带领楚国人民，在荆山一带开荒种地，生活状态和野人差不多。（《左传·昭公十二年》）
楚国的“自尊”
好在天道酬勤，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楚国开始有点实力了，反而当初不可一世的周王室走起了下坡路，华夏诸侯互相攻伐。
这一代的楚国领袖熊渠（渠是水渠的渠）观察着时局的变化，说出了一句很放肆的话：“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话里显然带着气，意思是说：你们总说我们是蛮夷，好好好，我们就是蛮夷，那蛮夷有蛮夷的规矩，我们用自己的规矩，不用你们中国的规矩。你们中国那套封号、谥号什么的，跟我们不搭界。
熊渠所谓的中国，指的是周王室和华夏诸侯。
熊渠有三个儿子，这一“不与中国之号谥”，就把三个儿子通通封王了。这就意味着，熊渠的每个儿子都能和周天子平起平坐。但这份张狂没能保持多久，周天子换了人，换成了著名的暴君周厉王。熊渠不想惹事，只能忍下一口气，灰头土脸地把儿子们的王号撤销了。
就这样又过了好几代人的时间，进入了春秋时代，强大起来的楚国又克制不住名号上的自卑感了，国君熊通决心再努力争取一下。于是，《史记》记载，在熊通执政的第35年，“楚伐随”。
随国是姬姓小国，虽然实力不强，但体内流着蓝血，和周天子同姓。面对来势汹汹的楚国，随国感到莫名其妙，对楚国说：“我又没做错什么，你凭什么打我？”
今天我们看随国的说辞，只会感到可笑，但这番话在礼制背景下是可以成立的。楚国打随国，《史记》用的动词是“伐”，“讨伐”的“伐”，以上制下，以正义打不义才叫“伐”。如果哪个诸侯犯了政治错误，周天子就会安排几个诸侯一起去“伐”它。只有天子才有“伐”的权利，这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即便礼崩乐坏了，礼制的传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彻底消失的。诸侯之间的战争，总要找点正义的借口才好意思开打，这时候还没人会直言不讳地说：“我是想抢你的地盘，这跟你有错没错都没关系！”
所以在随国看来，楚国来打自己，总该说出几分理由才行。没想到楚国的理由是这样的：“我打你呢，其实真跟你没关系。你看我实力这么强，我就是想请你帮个忙，跟你家亲戚周天子说句话，给我换个好听的头衔。”
随国果然去向周天子转达去了，原文是“请尊楚”，意思是请周天子给楚国一个尊贵的头衔。假如周天子真的同意了，那么《资治通鉴》也许就要从这一年开端了。但这位周天子绝不允许乱用名分，断然拒绝了楚国的无礼要求。
熊通气坏了，说出了一句名言：“我自尊耳。”意思是说，既然周天子不给我加一个尊贵的头衔，那我就自己给自己加，这就是“自尊”这个词的原始涵义。熊通不但给我们贡献了“自尊”这个词，还给我们做出一个自尊的好榜样。
推想熊通的本意，大约只想请周天子批准，把自己的子爵头衔换成伯爵或者侯爵，但既然周天子不给面子，那就索性撕破脸，自己称王好了。
就这样，熊通自立为王，死后谥号也就成了楚武王。后来熊通死了，儿子继续称王，这就是楚文王，楚国就此开始了世代称王的传统。后来不但称王，甚至“问鼎”，向周天子的使者打听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是天子最高权威的象征，哪是旁人可以觊觎的？当然，楚王不在乎，反正自己也是王。
华夏诸侯当然不认可楚王的王位，要么照旧称呼“楚子”，要么连“子”都不讲了，称呼“楚人”。比如《春秋》记载楚成王带着一帮小弟围攻宋国，原话是“楚人、陈侯、蔡伯、郑伯、许男围宋”。
这里边的陈、蔡、郑、许都是小国，许国国君的爵位最低，是男爵，所以叫许男。如果依照爵位的高低排序，楚成王至少还能够以“楚子”的身份傲视许男，但《春秋》在这里彻底抹煞了楚成王的爵位，只因为他是这支联军的带头大哥，才不得不把他排在最前。
所以说，楚国国君称王，是长期压抑之后“自尊”自强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讲究名分的司马光承认了这个说法，确实是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