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关系愈益错综复杂；另一方面随着各国变法，强弱之势亦出现改变。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秦国的异 突起，由于秦有吞并天下之心，幅员辽阔的楚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觊觎的对象。
战国中期是楚国与秦国关系走向冲突对立的转折时期，当时两国的变法举措、发展趋势以及战略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未来的发展格局，不可不察。
一、楚、秦变法的联系与差别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变法运动具有里程碑意义。前有魏国李悝、赵国公仲连先声夺人，后有韩国申不害和齐国邹忌奋起直追，至于楚国和秦国，则分别有吴起和商鞅主持变法。
这些变法无不孕育于各国内忧外患的纷乱之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达成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但总的来看，有的变法属于昙花一现，
收一时之功而已；有的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许多问题，并将改革的成果长期保持和巩固了下来——楚国和秦国可谓这一反一正的典型代表。此种差异既是两国历史与现实投射于变法的反映，也显著影响了变法后两国的发展走向。
1.楚、秦变法的思想渊源
尽管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有其普遍共性，但是在具体的国与国之间，仍然能够找到一些更加细致的联系。
就楚国与秦国而言，除了二者在变法前皆面临内外交迫的紧张局势外，其成因可以通过变法主持者吴起、商鞅的思想渊源来考察。
三晋是法家思想的滥觞之地，“法家之士多出于三晋”。其中魏国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改革。在早期法家重要代表李悝的主持下，魏国变法成效显著。吴起、商鞅同为卫人，虽然吴起所处的时代早于商鞅，但他们都曾在魏国长期任职。
吴起不仅做过西河郡守，还“治四境之内，成驯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是魏国变法的参与者；商鞅亦“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因此魏国变法及其浓厚的法治氛围对吴起和商鞅均产生过很大影响。
不光是 治领域，经济上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以促进边远地区开发的 策，以及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的农田赋税改革，亦可追溯至李悝提出的“尽地力之教”、“取有余以补不足”等思想。
抛开与魏国变法间的密切关系，吴起、商鞅的思想渊源还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上。吴起认为只有破除纵横家的无谓辩说、禁止士民无业游荡，才能让民众专心一意于强兵富国。
商鞅比吴起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保证“农战”的优先地位，他不但“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而且主张将豪杰、商贾、食客、余子和技艺者等都纳入制裁的范围。
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商鞅将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两人在对待变法的潜在敌人方面，手段亦一脉相承。
除此以外，从后世关于吴起和商鞅的评论中，也可看出他们在思想倾向上的接近。吴起和商鞅的思想渊源使楚、秦既有魏国的经验可以共同汲取，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相似性和继承性，是以两国变法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楚国“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 ”，“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不过，楚国变法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强兵，而秦国却重于对社会的全面整合，二者的差别不仅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么浅显，实则更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2.楚、秦变法的迥异命运
楚国变法在楚悼王和吴起死后便戛然中断，然而“及孝公、商鞅死，惠王继位，秦法未败也”。究其原因，或与楚、秦变法的以下两点重要差异有关。
其一，秦国变法的全面性胜过楚国。论说这个问题需要首先了解楚、秦变法的根本所在。楚国变法虽然重在解决“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问题，但根本实则系于“要在强兵”四字。吴起推行的种种抑制旧贵族和整饬吏治的办法，主要局限在 治方面，于其他领域则建树甚少。
纵然吴起是不折不扣的法家，但其变法毋宁说是长着法家脸孔的“人治”，这正是侧重“抚养战斗之士”所导致的。
因为楚国本就是实力不俗的大国，民殷国富或许不是变法的急迫诉求，所以无须夯实变法的物质基础，只要用铁腕加强中央集权，再辅以吴起杰出的 事才华，就可以坐收“强兵”之效。
只是得之不难，失之必易，楚国变法缺乏扎实的根基，也就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当然也可能楚国变法的时间过于短促，仍有许多后续措施尚未出台，就像商鞅变法分先后两次按部就班进行一样，但此处我们只能就其具体的措施做出分析。
其二，楚国变法的阻力大于秦国。尽管吴起和商鞅在变法前都曾遭遇守旧势力的诘难，吴起舌战屈宜臼，商鞅力辩甘龙、杜挚；变法实施过程中也都引发过权贵的强烈反弹，“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甚至两位变法主持者在各自国君死后都难逃反对者的打击报复。
但是楚国和秦国的变法毕竟命运迥异，两国的国情亦各不相同，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说，楚国变法的阻力都要大于秦国。
首先，楚国旧贵族的势力远比秦国根深蒂固。宗族血缘在楚国的 治体制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楚国是战国时期最早实行封君制的国家，受封者当中即包括很多王族宗室成员。
其次，法家思想更易于在秦国开花结果，而与楚国的 治和文化传统则多有抵牾。三晋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秦国毗邻三晋，文化上不乏共通之处，突出表现为二者皆处于戎狄的环绕之下。
深受戎狄文化的影响，宗法关系淡薄，民风剽悍、尚功重利。因此孕育于三晋地区的法家学派比较容易为秦文化所接受，法家倡导的重刑主义、集权主义、功利主义以及重农抑商等理论也都能够在秦国付诸实践。
与秦国的“拿来主义”不同的是，楚国自有其个性鲜明的 治和文化传统。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灭国最多的国家，楚国出于柔服的 治需要，一直采用多元并存的统治方式，此种 治结构造就了同样富有多元性的楚文化。
法家思想则截然相反，与生俱来的专一性和排他性决定了强化君主集权和统一思想乃其本能。
这并不是说法家思想在楚国没有用武之地。楚国之所以出现 治上因循守旧、用人唯亲，统治集团内部高度封闭，文化上追求享乐、崇尚奢靡等弊端，与多元化的 治结构长期积累所造成的旧贵族尾大不掉的局面有莫大关系。
而这些缺失正是锐意进取又务实功利的法家思想所足以弥补的，否则何来变法的必要和紧迫性。只是很多时候“互补”也可以理解为存在较大分歧，法家思想与楚国重要的 治和文化传统相去甚远，势必会给变法带来更多的阻碍。
二、楚、秦变法后的发展趋势
谈到变法对楚国和秦国后续发展的影响，《韩非子·和氏》中的“楚不用吴起而日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常常被人引用。不过这句话对楚国的总结并不客观。
楚地“削乱”固然与变法的半途而废有关，但直到楚怀王前期，楚国实际都维持着较为稳定的发展，只是不像秦国那样突飞猛进而已。
如果以楚怀王十一年“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作为分界线，可将战国中期楚国与秦国的发展趋势划为两个阶段：即两国国力上升，逐渐形成均势的阶段。
以及秦国通过兼并巴蜀和汉中取得优势，双方力量对比出现急剧变化的阶段。此外，上述发展趋势背后楚、秦变法和国家战略的影响亦值得检讨。
1.楚、秦并立的形成
这一阶段楚国与秦国从消除外患开始，沿着不同道路实现了国家实力和地位的提升。先说楚国。楚悼王前期，三晋势强，楚国在交锋中常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位置。变法后，楚国很快有了起色。
悼王二十一年，楚 伐魏救赵，“战于州西，出梁门， 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迅速扭转战局，赵国趁势反攻，夺取了魏国的棘蒲。
大约同时，楚 还重新平定了陈和蔡。一系列 事胜利保证了楚国北部边境的巩固，也起到了瓦解三晋联盟的作用。
秦国从开始变法就致力于解除魏国占据河西之地所构成的心腹之患。自秦孝公八年起，秦国先后与魏国战于元里、安邑和固阳等地，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但彼时魏国实力尚在，秦国的战果并不巩固，其他战线的战事结束后，魏 就立即腾出手来向秦国反扑。
秦孝公十二年，迫于魏国的 事压力，秦、魏两国君主在彤相会修好，秦国将之前占领的河东和河西部分地区退还魏国。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秦国的雄心日渐显露。惠文王十三年，秦国国君正式称王。
此时秦国的进攻目标已不限于魏国，在张仪连横策略的指导下，秦国拉拢齐、楚，并对三晋持续用兵。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引起山东诸国的恐惧，于是公孙衍的合纵主张得到各国支持。
综上可见，变法后楚国与秦国均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苏秦称言“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反映了战国中期楚秦两强并立的局面。楚国与秦国的发展轨迹交汇于五国伐秦，也说明二者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不过，从楚国的角度来说，它的强盛固然与吴起变法密不可分，但也同北方诸侯长期混战，彼此消耗严重，楚国几代统治者趁此机会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楚国的强大外表下存在许多隐忧。
2.楚、秦力量的消长
五国伐秦失败后，秦国的发展势头依旧迅猛，楚国却遭遇了顿衰。特别是在秦国与楚国之间，此消彼长表现得极为明显。秦国正是通过掌握对楚国的战略主动建立起优势，开辟了发展的天地，而楚国则在接连的打击中损失惨重，从此由盛而衰。
楚、秦相对均势的局面之所以会在短短几年内出现急剧变化，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三点原因：
秦国与楚国对巴蜀的认知不同。秦国将占据巴蜀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一方面关中地狭民众，巴蜀力量较为弱小，“得其地足以安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
另一方面掌控巴蜀有利于钳制楚国，甚至可以巴蜀为跳板进攻楚国本土。长远看来，“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的战略意义显然更为重大。
楚国则对巴蜀兴趣不大，其设巫郡、筑扦关，皆着眼于奉行单纯防御的方针。秦国伐蜀前司马错和张仪曾有一番激烈辩论，主张伐韩的张仪直言蜀地不论“争名”还是“争利”都显得分量不够，楚国对巴蜀的态度或许正是基于类似的考虑。
楚国对合纵模棱两可，秦国却深谙连横之道。楚怀王虽贵为五国伐秦的纵长，但并未肩负起领导合纵的责任，只是派兵略取了秦国的边城，致使声势浩大的五国伐秦雷声大雨点小，错过了抑制秦国崛起的绝好机会。
嗣后楚国与齐国合纵结盟，也没有抱定戮力抗秦的决心。秦国一旦以利相诱，楚国便立即背叛纵约。
可见楚国统治者对合纵的认识极为模糊，既不善于左右逢源，谋求利益 化，也不能利用合纵保全己身。与楚国相比，秦国对连横策略的贯彻不但布局早，而且目的性明确。
不难发现，在秦国与楚国的较量中，除了张仪离间齐楚同盟，打破合纵连横两大集团间的平衡外，作为秦国盟国的韩、魏也起到了相应作用。
当秦、楚在丹阳决战时，韩、魏牵制了齐 和部分楚 ；当楚国调动全国 队深入蓝田与秦国再决雌雄时，韩魏又趁楚 战败偷袭楚国后方，使得腹背受敌的楚 被迫引兵撤退，确保了秦国的胜利。
楚国对自身实力缺乏准确的定位。面对变法之后“ 于天下，立威诸侯”的秦国，楚国本无优势可言，而且由于边境漫长，敌国众多，“东有越南，北无晋，而交未定于齐秦，是孤楚也”，还存在四面受敌之虞。
然而尽管如此，楚怀王仍然命令“不敢坚战”的楚 接连两次攻秦，实在殊为不智。如果一仍守势，秦国想要歼灭大量楚 、取得汉中就会困难得多，这些不利条件都是出兵前应当仔细斟酌的。
但楚国竟罔顾一切，变本加厉地兴兵伐秦，更加证明其统治者过高估计了己方实力。
总结
巴蜀的归属决定了秦楚之间谁更拥有战略主动权，合纵连横的成败决定了谁更能有效地得到援助、孤立对方，这两方面楚国皆落后于秦国。
但是自视甚高的楚国却不撞南墙不回头，两次 博式的击秦导致此前累积的问题和隐患一并爆发，引起了剧烈的连锁反应——丧师失地、国力顿衰后的楚国，在与秦国的对抗中陷入了愈加劣势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