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经典以《尚书》为最古，亦以《尚书》为尊。《尚书》记载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它不仅“牵涉到全部中国古代史”，而且也“影响全部中国史”（顾颉刚语）。唐代刘知己称《尚书》为“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主张“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尚书》总结的治政经验、历史规律和思想观念，具有时代的超越性和真理的延续性。 《尚书》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世界。自六朝始，《尚书》已传播到域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尚书》一直都是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教科书”。而随着16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寻找契丹”成为西方“百年航海史的灵魂”，以耶稣会士入华为标志，中国和欧洲真正开始了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所包含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意义，第一次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彰显出来。《尚书》因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隆尊地位，率先吸引了西方探究中国的目光，成为最早被译介到西方的典籍之一。《尚书》西传亦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值得我们
俄罗斯在年也推出一个《尚书》俄文全译本。该书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发行，是一部鸿篇巨制，共页。与以往译本不同的是，这部新的《尚书》俄译本非常注重吸收《尚书》学研究新成果。比如，注释方面，除了传统的权威注疏，该译本精心选取了3部体现现当代学者较高水平的《尚书》注译，分别是：钱宗武、江灏合著的《今古文尚书全译》，屈万里的《尚书今注今译》和李民、王健合著的《尚书译注》。这三部著作均包含文言原文、相关评析以及现代白话译文。译者注意到“当考证原文与特定主题所持观点有所不同时，则必须在传统文献与现代评论间作出抉择。……至于原文本身内容的不一致之处与不适切的用语，则另于注释中加以说明”。不难看出，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学术型译本。其实，对于研究者来说，复杂、冗长的注释从来不是“累赘”，反而是译本的价值所在。 通过以上对《尚书》在海外翻译与传播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尚书》这一古老的经典具有巨大而永恒的魅力。 我国到目前为止，仅有两位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将《尚书》翻译成了英文。但平心而论，这两部《尚书》译本并不令人满意。一方面，译本没有提供必要的注解或补充说明，不利于典籍的理解；另一方面，译者本人对原著的理解也比较肤浅甚至有不少错误。然而，这并不表明我们今后不能在《尚书》翻译和传播方面有所作为。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更加努力而获得成功。凡有志于从事《尚书》翻译的学者，一方面可以请教汉语界专家，特别是《尚书》学专家，一方面可以认真研究已有的《尚书》优秀翻译成果；同时我们可以针对西方不同的读者，推出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译本。此外，中外学者可以强强联合，就像当年的理雅各与王韬那样。若真能如此，则打造《尚书》翻译新经典就不会没有实现之可能。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是时代的重要主题。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以经典为载体的，经典的域外传译是文化传播最为有效的手段，是不同民族相互了解的重要基础。翻译是文明的延续和扩展，任何文化想要延续，都要不断地被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正是凭借广义和狭义的翻译而使其生命不断延续。（转引自翻译教学与研究）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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