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鲁迅先生曾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我更相信也有很多人根本不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单纯地认为这是鲁迅先生对这部史学著作的赞美。
比如，这句话出自鲁迅先生的哪部作品？鲁迅先生又为何用诗歌体的《离骚》来和散文体的《史记》对比，两者有何相似之处？
如果弄清了这些问题，就会发现鲁迅先生的这句评价并不是随口称赞，其背后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
“史家之绝唱”：打破了史学记录的传统规范关于鲁迅的这个评价，其实如今很多人都在断章取义，忽略了前后文，将其认定为鲁迅对《史记》的高度认可。但实际上，这句话的前后各有一部分内容，需要完整地来看。
这句话出自《汉文学史纲要》，原文是这么说的：
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
这里很明显能看出，鲁迅所说的“史家之绝唱”并不是说《史记》的史学价值，而是说《史记》在记录史事的时候有所创新，前人所未有，后世也罕见。
司马迁早年有过游学天下的经历，收集到了很多风俗、传闻以及一些较为隐秘的史事。比如“荆轲刺秦”的真实场景，就是他根据当事人侍医夏无且对别人的口述来描绘的。
而这些经历是他为之后“子承父业”做的准备，其生活的年代里汉承秦制的现象依旧严重，受此影响一般史官是家族传承的官职，司马迁的父亲是史官，所以司马迁以后的仕途注定也会是“太史令”。
史官记录史事是有一定规范的，比如《春秋》就是典型的史书，各国的《春秋》样貌应该都差不多，以简洁的语言记录下发生的重大事情，真实性是第一位的，史官不能表露明显的态度。
在这样的规范影响下，孔子也只是以“春秋笔法”来表明自身的喜恶，比如“克”、“弑”等带有贬义性词语的应用。
但《史记》不一样，它打破了，或者说违反了当时史书体例的规定，所以鲁迅才说它“背《春秋》之义”。他认为《史记》记录历史的方式无视了之前的规范，也没有在字句上进行过多的雕琢，这些都是不合时代的。
而在《史记》之后的大多数正史里，因为“官修”的性质，在体例、文辞等诸多方面都要比《史记》更为谨慎，也陷入了另一种统一的规范当中，就没有《史记》这样打破传统史学的震撼力。
也就是说，之前传统史学的规范被《史记》打破了，而《史记》又成为了新的规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优质的作品能打破它。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所以鲁迅才会给出了“史家之绝唱”的评语。并非是认为《史记》是所有史书当中最好的，仅是点明了其特殊性而已。
而“无韵之离骚”的评价，更是和《史记》的史学价值关系不大。
“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文学价值的称赞将《史记》和《离骚》相提并论，很明显这是在讲述《史记》的文学价值，和史学没有太大的关系。
鲁迅认为《史记》的写法是“发于情”和“肆于心”，这个“情”和“心”就是司马迁个人的意愿，充满了主观性。
所以在读《史记》的时候，读者会很容易被文字所蕴藏的情感所左右，随着司马迁的喜恶而表现出同情或者憎恨。就像鲁迅举茅坤读这部作品时的感受，读游侠、屈原、贾谊、庄周等等人物的相关事迹，内心的感受是千变万化的。
这就说明，司马迁所著的这部史学巨作，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在阐述其自身对历史的态度，其中所蕴藏的是作者对这些历史的看法和观点，这与之前专注于记录真实性的史书有着极大的不同。
既然要表达观点，那么就需要文辞来修饰，所以从精神内涵上来说，《史记》在很多文字中都充满了怨愤之情，这也是与《离骚》的相同之处。
在汉代，甚至是更为古老的文学传统中，文学的风格讲究的是温柔敦厚，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是从《诗经》以来奠定的文学基调。
所以《离骚》在汉代的争议会非常大，屈原的形象也并不总是正面的。班固就曾经批评他“露才扬己，怨怼沉江”，以自己的死亡来彰显君主之恶，通篇文字充斥着怨愤之情。
《史记》在很多记述上都与之类似，表达的是司马迁对于某些事情的愤慨，这也和其在汉代屈辱的经历有关，导致了他在历史中寻求共鸣。当然这种共鸣的产生是有问题的，是司马迁先将史事定下基调，然后才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
比如说关于“武王伐纣”一事，众多史家认为这是“有道伐无道”的正义举措，被司马迁之前以及同时代的人所赞扬。但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却认为“以暴制暴，不知其非也”。这样的观点明显是在影射汉代统治者“穷兵黩武”的社会现实。
再比如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对这一对贤者的看法。然而司马迁却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件事情，认为这是“好人遇祸，坏人得志”的典型，以此来痛呼世道不公。从中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是司马迁对自身遭遇的倾诉。
这些手法的应用和意蕴的表达，在《史记》有立场倾向性的文字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与屈原在怨愤无助下所作的《离骚》就产生了共通，尤其是在“悲愤”、“怨怼”的情绪之下。
所以鲁迅选择了《离骚》这部作品来和《史记》做一个并列，而并没有选择如《诗经》等“温柔敦厚”的作品。
司马迁自己也很清楚其所写的《史记》有很多的情绪化表达和取舍，比如将项羽、吕后放入帝王本纪中，将同为农民起义的陈涉、吴广放置于世家里。尤为明显的是，对汉武帝驱逐匈奴的丰功伟绩忽略不计，只写其求仙问药、好大喜功的荒诞举措。
所以，司马迁也自我评价《史记》为“成一家之言”，大概也是委婉地表达了一下自己有“泄愤”的举措。而后世修史的人并没有像司马迁一样的经历，在官修的前提下自然也就没有了这种酣畅淋漓地写法。
由此可见，鲁迅所言的“史家之绝唱”和“无韵之离骚”，并不是将《史记》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而是通过前后文的论述，来阐明了《史记》在记述形式和精神内涵上的特殊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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