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读史书、读原典，而不能仅仅读后人所写的历史教科书。
因为历史教科书是他人读历史原典、研究历史而形成的个人对于历史的系统认识，这种认识是否完全正确是值得考虑的。
因此，我们学历史，探求历史的真相，就不能仅仅靠读历史教科书，而是应该自己读史书、读原典，从第一手资料获取对于历史事实的认知。
但是，要读史书、读原典，要读懂，且能辨别出何为信史，没有修辞学知识恐怕就不行了。
说到读史书、读原典，我们首先要读的肯定是《春秋》与《史记》。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要读懂《春秋》，读史者必须懂得孔子的“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笔法”，其实就是一种修史的修辞手法，即通过曲笔表达来呈现史家真正要表达的意思。
这种曲笔表达，对人物的评价往往褒贬系于一字。
左丘明曾对孔子的“春秋笔法”有过概括：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
正因为孔子的“春秋笔法”对人物的功过、是非褒贬系于一字，所以历史上才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
同样是以下诛上，用“杀”字，还是用“弑”字，对行为者的历史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用“杀”字，说明行为者的行动具有正义性，表明史家对行为者的行为持肯定认同的态度；
用“弑”字，则说明行为者的行为不具有正义性，表明史家对行为者的行为持否定谴责的态度。
得到史家的肯定认同，就是青史留名的好人；反之，则是在青史上留下骂名的乱臣贼子与坏人。
用兵打仗，也是如此。
出师与他国作战，用“讨”字，表明是正义之战；用“入”字，则表明是非正义之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侵略。
例如：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是《左传》所记孔子的一段话。
孔子说这段话的背景是，晋文公时代，郑国侵入小国陈。
当时，晋国是春秋时代的霸主（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世界警察’美国，春秋时代先后逞强的‘春秋五霸’大抵多是这样的角色），晋国就出来干预，向郑国问罪，说你郑国怎么可以这样干，以大欺小。
这是对的，既是霸主就应该主持国际正义。
郑国虽也是当时的大国，但只能算是二流国家，如果外交上通不过晋国这一关，给个合理的说法给晋国，势必会受到晋国的干预，那么郑国自己就有危险了。
好在当时郑国名卿子产是个善于辞令的外交家，对此事巧妙地回答了晋国的质问，使郑国免于晋国的讨伐，没有在当时的国际上受到孤立。
孔子针对此事，就说了上述这段话。
这段话的意思，如果用现代大白话来说，大致是：
你有想法，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用文字将语言记录下来。你不说，谁知道你的想法见解呢？但是，说得没有文采，表达得不好，则不能流传开去，不能产生好的社会效果。
晋国为霸主，郑国入侵陈国，如果不是郑国子产对晋国的质问有巧妙的回答，那么郑国这事就有麻烦了。
孔子说这段话是有感而发，目的在于强调重视表达策略，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圆满地表达出来，力图企及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重要性。
虽然从整体上来看，孔子的这段话是赞赏子产的，但对郑国是谴责的。
因为他用了一个“入”字，表明郑国对陈国用兵的军事行为属于“侵略”的性质。
一个“入”字，就将郑国的这次军事行为作了定性，这便是典型的褒贬系于一字的“春秋笔法”。
孔子的一字见褒贬，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炼字”，是一种修辞行为。
如果不懂修辞，就不能理解孔子对于郑国用兵陈国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态度，当然也就是没有读懂历史。
其实，孔子修《春秋》，以“春秋笔法”褒贬人物，他自己是知道后果的，所以他自己有一句话，说：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因为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有权位的人。都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他们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时常决定于著史者的一字评价。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评《春秋》说：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说的正是孔子“春秋笔法”的微妙高明所在。
资料：《修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