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罗马的大雄辩家西塞罗说：“历史不仅是真理之光，抑且是人生之师。”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将汉之前的历史编著成千古奇书《史记》；司马光将历史看成是统治阶层的教科书，于是写了一部供帝王阅读的《资治通鉴》。关于历史，很难具体定义，它可能是经验，亦可能是教训；可能是告诫，亦可能是真理。无论如此，历史能留传下来，便有其特殊的意义，而历史留传的方式便是史书。司马迁有一句话说得好，史书要“藏之名山”，更要“传之其人”，他没有说这里的人是指谁，那么它的范围便广了，所有的读者都是“人”，而之所以要“传其人”，就是因为“人”读完史书后又将故史赋予新生命——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见解之下，又产生新的思路，这样，即可以继承前人的思想，还能更进一步地将前人的思想精华得到延伸和发展。读史书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史书记载的是平和的时间长还是动乱的时间长？其实，即使不去精细计算，我们也能得出是动乱的时间较长一些，毕竟千百年来中国大地更新换代频繁。我们也许会困惑，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规律可循吗？有理论支撑吗？李奕定先生在其著作《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一书引用了一个定律：年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的《人口论》指出人口的增加率总是大于物质的增加率，前者为等比级数，后者为等差级数。这条定律被引用到历史学范畴之后，一个可怕的结论出现了：中外各个朝代始终是乱多于治，即承平的时代永远无法与动乱的时代在时间上拉平。纵观古代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粮食的产量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当动乱的社会一旦平息下来时，人口就会急剧增长，然而，粮食的产量却远不能与人口的增长成正比，一旦达到饱和点后，为了争夺食物人们开始抢夺口粮，社会又动荡起来；随着人口的减少、时间的流逝，社会又慢慢地趋于平和。如此循环往复……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除了西周的成、康王年间；西汉的文、景年间；东汉的明、章帝年间；唐朝的贞观、开元盛世；北宋的太宗至仁宗年间；明朝的成祖至宣宗年间；清朝的康、雍、乾年间是承平的时代之外，中国古代历史的其他时间不是处于内部战乱就是在与外敌对抗。就拿唐朝而言，从开国至安史之乱年，社会虽然是属于较为平和的时代，但依然摆脱不了这条无情的定律——砝玛必须将倾斜的天平拉平。安史之乱过后，唐朝虽然仍是延续了一百多年，但已经是在走下坡路，那些腐化的群体纷纷脱笼而出：藩镇跋扈、朋比为党、宦官逞焰。至“黄巢之乱”爆发，唐朝再也经不起折腾，帝国轰然倒塌，直到五十多年后，有一位叫赵匡胤的人又重新将四分五裂的国家归于一统。但在此前的五十多年中，中国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假如我们能穿越时间，回到那个年代，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将会看到一幕幕令人头发发麻的场景：白骨盈于野，千里之内无人烟；士兵干着强盗活计，杀人如麻，抢夺掠杀无恶不作；悍将武夫随意称帝，九姓十四帝如走马观花……这五十多年被称为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钱穆曾有语：“民生其间，真是中国有史以为未有之惨境。”李奕定先生在《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中将五代十国时期的惨境总结为四句话：皇帝轮流做，谁狠到谁家；春秋无大义，五代乏完臣；骄兵多拥主，悍卒多剽掠；白骨盈于野，生民多涂炭。关于《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此书，李奕定先生的写作手法有些与众不同，在这里须提一提：首先，李奕定认为“新史学”需要做到三点：一是欲对社会有所贡献，必先明了现代的状况及其由来；二是研究历史要知究其然并究其所以然；三是研究历史不可守旧要有改革创新。所以，李奕定带着对故史的新见解著成《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一书，此书便是秉承着以上三个要求而作，在文字没有拘泥于一般的公式化史书，而是将文字活化，以更活泼，更现代、更通俗形式呈现给读者。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全二册京东好评率97%无理由退换旗舰店￥35.8购买已下架其次，我们看历史书，还有一个令我们无比头痛的问题，不是文言文有多深奥多难懂，而是史书上的“天干地支纪年问题以及皇帝的年号问题。作为现代读者，委实不知庚子、甲午、丁丑是哪一年，即使让我们去查历代年表，也不能记住万分之一。连专家学者都认为这是“国史痼疾”，而非专家学者自然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皇帝的年号也同样使读者备受困扰，“始俑作者”汉武帝创建年号固然是一件好事，然而他在位期间不断地更换年号，这为后来的帝王开了先例，却使读史的人晕乎乎地“找不着北”。基于此两点，李奕定在《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一书中摒弃了“干支”和年号，而是采用陈庆麒的《中国大事年表》，即用公元纪年来标注时间，这样一来就大大方便了读者，再也不用一边读书还要一边去对应是公元纪年了。最后，五代十国的这段历史，李奕定“自作聪明”地“加油添醋”，在沉重的历史事实面前以一种轻松的语气呈现给读者，让人印象更加深刻。如李奕定调侃后唐庄宗李存勖为“戏迷”；方士吕用之骗杨行密说“愿备麾下一醉之资”，他说成是“给兄弟打打牙祭”；李从珂起事打到洛阳时承诺给士兵每人赏钱二百缗，他说这是李从珂给“暴兵们”开的“定期支票”。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此活泼的语言在史书中着实少见，让读者读之或捧腹大笑或长吁短叹。后周高祖郭威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写作手法，五代十国时期发生的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情才是重中之重。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想象不到“率兽食人”真的会在那个时代上演，而且是发生在大理寺、宫廷，发生在那些长枪大刀的拥有者上，而那些手无寸刀的平民百姓便成了“刀俎上的肉”。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五代十国的这面镜子所呈现出来的景象就是“惨绝人寰”。短短五十载，为何会出现五代九姓十四帝？为何说春秋无大义，五代乏守臣？在那个时代，忠诚和大义在多数人心中是不存在的，如朱温与之唐昭宗李晔，李嗣源与之后唐庄宗李存勖，石敬瑭、赵德钧与之后唐末帝李从珂，杜威与之后晋出帝石重贵，更有如樊爱能、何徽等人与之后周世宗柴荣。他们之中，有些是主动投降，临阵倒戈，有些是被逼而反，而谋反的那些人更多的则是如安重荣所说的“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因此，无论是草莽还是英雄还是狗熊，只要手上有一些兵，便可以四处抢夺掠杀，争夺地盘，而后称王称帝，他们满心满眼只有金钱、名位、酒色等心理或物质上的享受，至于道义、伦理、三纲五常，早就抛之脑后了。也因此，区区五十三载，中原大地，九姓十四帝轮番登场，拼的就是谁比谁心狠，谁比谁人强马壮罢了。在文臣当中，有如赫赫有名的人称”不倒翁“的冯道，侍奉五代天子还能全身而退，虽然最后他被后周世宗柴荣冷落，但他死后，还能得以厚葬，不可谓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了。同样，也正是这一群草莽和所谓的”英雄“和朝臣，从来无视大众百姓的痛苦，烧杀抢这些已是司空见惯，更有随意地屠城、掳人妇女，甚至枭獍食母，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画面让人心底生寒。如果套用前面那个无情的定律，这一切都是必然，可真的是它搞得鬼吗？我们不妨细究一下，其实，定律之中的必然只是将动乱和承平的时间拉平，可如何拉平却是人为的，所以等差级数这一定律可不背锅。我们看到，在五代十国时期，人为的因素将将人性的恶放大了百倍、千倍：暴兵拥主、目不识丁、封建迷信、相臣无度理、官比贼凶、贪污成风、“黑吃黑”、坏人出头、逆子弑父、将军纵兵洗城……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在这个是与非，黑与白、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公忠与奸佞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的时代，我们如何能要求他们能对君、对主、对亲人、对朋友保持忠诚？后周世宗柴荣正如李奕定先生在书中所说：“凡能保存其精灵秀气而不堕人性、品德的，大抵是升华；凡为物质利欲熏心、麻痹、腐蚀的莫不沉沦。”而这，正是后世人所要鉴戒的。“前事之鉴，后事之师”，不能让历史重演，不能让悲剧重现，我们更要“知来路，明去处”，以历史为鉴，才能明白未来的路怎么走，这是我们要读史、明史的原因。李奕定先生在书中引用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的一句话很有道理，且也是作者在《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此书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历史就是时间的劲敌，就是丰功伟绩的储库，就是已往的见证、现在的楷模，未来的鉴戒。”最后，愿那无情的定律迟一天到来。《帝国的崩裂：细说五代十国史》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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