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注小議

這一篇本來是《論語》那一篇的一段，但越寫越多，感覺離題了，因此獨立成篇。

楊伯峻先生是聞名的大師級別的學者，他的一部《春秋左傳注》就足以讓他永垂青史，稱為古往今來最好的《左傳》註本也不為過。《左傳》是五經裡面篇幅最大者，有二十多萬字，要整理注釋清楚非常困難，清代學者都基本不敢去碰，而楊伯峻先生出色得完成了這個偉業。本書篇幅巨大，引用了海量的古今文獻，還用了甲骨文等新材料，可謂幾乎窮盡了關於《左傳》的研究資料，難以想象沒有電腦的時代其背後的工作量。本書也是古籍注釋的典範之作，簡要不煩，把每個字每句話都解釋得清清楚楚，《左傳》是非常古老的文獻，行文有時比較跳躍，各種人名轉換有時也猝不及防，但本書會一一說明，有時介紹背景，有時用淺近文言串講，對於理解《左傳》以及春秋這段紛繁複雜的歷史大有助益。

不過，楊伯峻先生雖然是古典文獻學者，但他受新文化影響不淺，曾經有他向黃侃拜師但對跪拜禮很抵觸的傳聞，因此本書（包括《論語譯註》）也能看出新文化派的一些主張的影響。

好的影響是很顯著的，全書注釋解說非常客觀，不再拘於古人華夷之辯君臣之禮的一些舊觀念，對於歷史做了詳盡的考證而不主觀評斷，對於古人的一些考據，也用非常科學的態度是論證方敢下結論，該整理過古人大量訛誤，各種考證都很準確精要。

但另一方面的影響也不少，而在我看來這些影響便是本書讓人稍微遺憾的地方。第一是非常顯著的，本書對於《春秋》的價值有所貶低，認為《春秋》就是一部普通的史書，對所謂“春秋筆法”“微言大義”都深表懷疑，因為作者從書中找到很多例外的地方。因此楊伯峻先生對於從義理上闡述《春秋》的《公羊傳》《穀梁傳》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都是白費口舌，“不是空話，便是怪話”，“越讀越糊塗”。同時，他也否定孔子和《春秋》的創作存在關係，認為都是古人附會。

只不知楊伯峻先生有沒有看過其叔父楊樹達先生的《春秋大義述》？《春秋大義述》可都是借用《公羊傳》《穀梁傳》來闡述《春秋》的義理的，《春秋》一字褒貶，蘊含深意，本書闡釋很多，古人幾千年來所研究，也頗不少，是否可以視而不見呢？古人的解說的確有非常繁瑣和牽強附會的地方，《春秋》作為兩三千年前的古籍，存在義例有疏漏的地方，也是正常的。例子就不多舉了，古人把《春秋》的每一個字都翻爛了，著述汗牛充棟，難道可以說都是胡說八道嗎？這種對於古書充滿現代人優越感的傲慢與偏見不可取。我們的確不能對《春秋》進行神化，像古人一樣花一輩子時間對每個字都進行“微言大義”的挖掘，但“理解之同情”還是非常需要的。

第二點是一個很奇特的點，本書在提及孔子的地方基本都是直呼其名，只有個別地方不小心“說漏嘴”一樣尊稱了一聲孔子。本書是改革開放後出版的，可能帶了一點寫作時的時代印記，但畢竟《論語譯註》裡面不是這樣。但同時，書裡提及作者叔父楊樹達先生，曾無一處不尊稱為先生。楊樹達先生一生都是很虔誠的儒教徒，不知他如果知道這個細節會是什麼想法。

*只把《春秋》當作普通的史書，忽視其作為千年經典的價值，是很大的遺憾。《春秋》大義缺乏闡發久矣，很多人看到《春秋》的記載和《左傳》不同，特別是看到《春秋》“為尊者諱”的說法，完全不理解，怒不可遏，認為《春秋》掩蓋真實歷史，為統治者說話，開啟了中國古代歷史幾千年說假話的先例云云。其實都是淺薄無知之論。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篇》說得很清楚：“《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古人也知道《春秋》這麼寫完全是故意的，歷史並沒有被掩蓋，因為“三傳”這些解釋性的史書都流傳下來了，《春秋》哪裡記載不對勁，一比對就知道了，《春秋》故意在一些字句上“詭辭”，其目的就是引發人們去思考為什麼要這樣，體會其中的褒貶深意，而做到含蓄不露。所以《左傳》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孟子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豈可忽哉？古人著史的目的除了記錄史實，也是要借古知今，起到樹立道德懲惡揚善的作用，如果只以現代人的傲慢去看，永遠也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