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又被称为公羊学，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学派，盛行于西汉和东汉，沉寂于唐代。在唐代中叶，春秋公羊学的在中原地区基本上就停止了。但是，不是说春秋公羊学就在中国绝迹了，而是转向了关外的中国东北，并逐渐兴盛起来。
众所周知，春秋公羊学擅“谶”。谶纬与经学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任蜜林（）在《论谶纬之学与两汉今古文经学之关系》中提到，“在东汉之前，古文经师对于谶纬基本上采取赞同的态度。到了东汉，谶纬取得了“国宪”的地位。一些古文经师虽然批评谶纬，但由于其不可置疑的地位，他们也积极从图谶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资源以争取上层的认可。谶纬对于东汉的经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包含今文经学，也包含古文经学；既有经学思想方面，也有经学实践方面。可以说，如果脱离开谶纬，我们对东汉经学就不能有全面深刻的认识。”
书接《依据春秋公羊学的七托海传说研究》。在此文中，文章重点用历史文化堪舆实物，证明了春秋公羊学顶级谶语“公孙病已立”的基础是秦汉堪舆。在年后，应用满族堪舆通过望气找到了西汉时期祖师爷留下的堪舆文化精品。充分说明了，春秋公羊学主张的是：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当今学者用宋明理学的方法研究春秋公羊学，采用的是以文献去研究文献。这违背了春秋公羊学“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务实的治学理念的。春秋公羊学之所以擅长谶语，是因为通过秦汉堪舆将自己的政治治国理念写在了广袤的国土上，而不是写在书本上。因此，当今学者应用考据学去研究春秋公羊学无异于盲人摸象。
例如，钱寅（）在《复古与求是：从考据学发展路径管窥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提到的：“清代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复兴，是清代考据学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随着考据学的成熟，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不断深入和拓展，学者为了复古与求是，逐渐将经学体系上溯至西汉，今文经学随之被纳入研究范围。考察考据学内部对公羊学等今文经学的研究以及传统意义上今文经学者对考据学的吸收与利用，可以看出沿着考据学发展这条脉络而生成清代今文经学复兴局面的大致轮廓。”
以钱寅为代表的众多学者认为，清代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的复兴发生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戴震、王引之、孔广森、庄述祖、刘逢禄等人的考据学研究过程中。这种观点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春秋公羊学最核心的内容是谶语，上述提到的清代学者没一个是从谶语和纬语的应用与实践角度出发分析两汉经学的。
换句话说：凡是不研究如何让谶语与纬语在实际工作中产生高度为政治服务的具体生产过程的研究成果，就不应该被称之为两汉经学。伯乐擅长相马，但是伯乐儿子根据伯乐写的《相马经》的书籍，找出来的是癞蛤蟆。和其荒谬的寓言故事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学问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理论去无限拔高现有理论。
如前文《奇妙的满族堪舆（第四回）：明亡清兴成为了历史的必然》中所述，从唐代天宝年间（公元年，天宝十四年）开始算起，一直到的大清乾隆二十年（1年，平定准噶尔之年）总共是年。在这一千年间，春秋公羊学在中原沉寂一千年，也在东北女真部落兴起一千年。
近年间，春秋公羊学的真知源自满族堪舆（秦汉堪舆）望气为基础的实践，而不是书本。早在一千年前，春秋公羊学就在中国东北女真部落中兴起，并在满族（女真）堪舆的基础上，形成了大量与西汉时期“公孙病已立”比肩的谶语，而且这些谶语依然还存在于我们东北人的日常生活中。这些满族堪舆设计出来的谶语实物才是正确解读春秋公羊学的基础。
如前文《奇妙的满族堪舆（第五回）：清辉十三灯》所述，清太祖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本身就是应用春秋公羊学创造出来的满族堪舆文化精品，是足可以与西汉时期“公孙病已立”比肩的谶语。公孙病已立成了西汉宣帝刘询（本名刘病已）合法继位的法理依据。这才帮助了一位皇帝。“十三副遗甲起兵”直接贯穿清王朝年，十二位皇帝（其中皇太极用了2个年号）因这条谶语顺利登基称帝。
那么有人自然而然地会问：谶语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吗？答案是肯定的。那是因为谶语背后是一个“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的、规模庞大的、连绵不断的文化建设过程。且看奇妙的满族堪舆（第七回）：谶语和纬语的基本操作流程。
参考文献
[1]钱寅.复古与求是：从考据学发展路径管窥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J].船山学刊,(04):83-96.
[2]任蜜林.论谶纬之学与两汉今古文经学之关系[J].清华国学,(02):93-.